1959年5月的一天,从多特蒙德归来的中国乒乓球队全体教练员、运动员，聚集在灯光灿烂的北京饭店一间大房间里。桌上放着一只被各国乒乓球运动员看成至高无尚的“圣·勃莱德杯”。他们载誉归来，在等待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但是，室内却并无洋洋喜气，运动员们坐在沙发上，一声不响，空气显得有些沉闷。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中国乒乓球队在多特蒙德第二十五届世界乓乒球锦标赛上，由于实力不够，在团体赛中，没有获得参加决赛的资格。虽然，容国团经过顽强拚搏，战胜世界一流高手，夺得了男子单打冠军，但是，球队的领队、教练仍感到未完成任务的巨大压力。运动员也一样。因为，中国人历来最重视能体现国家整体实力的团体比赛。
    贺龙来了。
    “容国团，你为祖国立了功，我感谢你！”一进门，贺龙便亮着他那大嗓门喊道。“同志们，你们这次打得不错嘛！很有成绩，容国团不是捧回了一个奖杯？”
    他乐呵呵地同大家—一握手，围着桌子饶有兴趣地看起奖杯来。等他坐下来，领队向他汇报比赛情况和所取得的教训，最后说：“贺老总，我们这次没有完成任务，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
    贺龙哈哈大笑，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有什么可以沉重的？容国团不是打得很好嘛！今天，就为这个，我请你们吃顿饭。”
    宴会的时候，周恩来匆匆地赶到了北京饭店，同运动员、教练员—一握手。周恩来举起杯来向大家敬酒。他说：
    “你们这次打得不错嘛！希望你们胜而不骄，败而不馁，埋头苦练，生生不已，在全世界放了异彩。”
    周恩来、贺龙的话，使在场的领队、教练和运动员都十分感动，乒乓球队主力队员徐寅生后来回忆说：
    “贺老总在接见中，高度赞扬了容国团同志为祖国立了功，他还兴致勃勃地仔细观看了世界冠军的奖杯。在接见中，我们有的同志向贺老总汇报了男子团体赛没有打好的情况，说大家感到没有完成任务，心情很沉重。贺老总鼓励我们要向前看，一点没有责怪的意思。这不禁使我们想起不久前在西德比赛的情景。当时，团体赛我男队输给匈牙利队，失去了与日本争夺冠军的机会，大家的信心受挫。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贺老总嘱咐国家体委打电报给乒乓球队，鼓励我们不要气馁，要认真总结经验，以利再战。贺老总和国家体委的电报给我们增添了力量。容国团同志与匈牙利老将西多决赛男子单打冠军时，大家帮助他想办法，订战术，最后终于取得了胜利，为祖国争得了荣誉。在荣高棠同志向贺老总介绍，说我打败了日本冠军成田时，贺老总高兴地和我握手，连声说：‘好嘛！’贺老总的亲切笑容和热情鼓励，充满着对我们年轻运动员的期望。我当时既感激又内疚。团体赛我认输给了匈牙利，我虽没有上场，但当时自己缺乏担重担的勇气；在单双打比赛中，由于责任心不强，个人患得患失，所以没有打好。对这些情况，贺老总是知道的，但他老人家没有批评我，反而肯定我所取得的一点成绩。后来，敬爱的周总理也来参加宴会，贺老总又特地把我介绍给周总理。周总理还笑着跟我碰了杯，这更使我感到不安和惭愧。”
    在这次接见中，贺龙告诉他们，说：“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代表大会下面设立的五个咨询委员会，都选上了中国委员。代表大会通过：1961年在中国举行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这个消息，使教练员、运动员极为振奋。宴会上立即欢声笑语，响起一阵掌声。
    贺龙说：“1957年初，周恩来总理在莫斯科同在苏联参加比赛的运动员见面时，提出了一个问题，用十年的时间，使我国的体育运动赶上国际水平问题。解放前，我国的体育运动在国际上毫无地位，人们称我们‘东亚病夫’。但是，我们仅仅用了九年半的时间，你们就取得了今天这样的成绩。这是大家奋斗的结果。”
    他用充满期盼的目光，望着容国团、徐寅生、庄则栋、李富荣、张燮林这批生气勃勃的小将，说：“下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我们国家进行，希望你们争取能拿到团体冠军哟！”
    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组织世界性的单项体育比赛。这对于中国体育界乃至中国政府来说，都是一件大事。为了这次比赛，国务院拨出专款，兴建了世乒赛的主要场地—一北京工人体育馆。贺龙，这位体委主任，则把整个国家体委都动员了起来。他亲自组织了一个强有力的工作班子。组长由体委副主任荣高棠担任，成员有体委副主任黄中、竞赛和司长李梦华，球类司司长张之槐，群众体育司司长、全国乒协主席陈先等七、八位司局级干部。
    1959年12月，贺龙对他们说：“乒乓球队现在必须加强领导，强化训练，你们一定要亲自蹲下去，充实蹲点的干部力量，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抓好技术训练。无论如何也要把这次世界乒乓球比赛搞好。”
    根据贺龙的这个意见，工作班子作了分工：黄中负责筹备世乒赛的各项组织准备工作；荣高棠率领其他成员组成国家体委“蹲点小组”进驻国家乒乓球集训队所在的工人体育馆，现场办公，全力抓好运动员的技术训练、体能训练和思想训练。
    国家乒乓球集训队是一百零八名通过多次全国性比赛选拔出来的运动员组成的。荣高棠他们进驻乒乓球集训队，使很多问题能够很快获得解决，这就大大提高了训练水平。从中，教练员、运动员都感觉到了贺龙的力量。他们说：“好像伙，贺老总决心真大，他把半个国家体委都搬到我们这里来了！”
    可不是吗？象打仗一样，贺龙是把组织和参加第二十六届世乒赛作为他指挥的一个战役来打的。
    国家乒乓球集训队1961年元旦以后开始训练。这年2月，贺龙奉军委之命，与罗荣桓元帅一起南下视察人民解放军。临行前，他专程去拜访陈毅元帅。对他说：
    “陈总，我要下部队去了，拜托你这位外交部长给乒乓球队作一次动员，给他们卸一卸思想‘包袱’。如何？”
    陈毅笑了，说：“体委主任贺老总有令，小的怎敢不听？”
    3月12日，陈毅陪着周恩来，一起到东郊新建成的工人体育馆看望正在紧张训练的国家乒乓球集训队队员。荣高棠向他们汇报了训练情况和存在问题。
    陈毅听了，向全队人员讲话说：“贺老总南下视察人民解放军去了。他让我来给大家讲讲话。我代表党中央，国务院表个态。你们打好了，鼓励你们；你们没打好，没有取得特别的优胜，也不责备你们。现在，报纸上光讲胜利、将来打不赢，会打起架来的。胜利的英雄，我们尊敬；失败的英雄，我们更尊敬。我们鼓励你们力争胜利，也鼓励你们失败了不泄气。中国是个泱泱大国，要有大国风度，不要斤斤计较，赢得输不得。赢了，笑嘻嘻；输了，哭啼啼。那样不好嘛！如果你们全部失败，回来我也要请你们吃饭，给你们敬酒献花，鼓励失败的英雄，再度奋起。”
    周恩来在会上说：“你们要好好练习，好好注意身体。你们用不着紧张，我们是在为国家争光嘛！这次，我们不仅仅是参加比赛，还要学习，要把别人的长处统统吸收过来。不要去争一日之短长哟。胜了，还要再胜；不胜，下次再来。不要光看今年这一次比赛，要看得长远些嘛！”
    说得多好啊！一个讲不要以成败论英雄，一个说，不争一日之短长。说到了中国竞技体育中思想上的弊病，一针见血，听来，却又那么人情入理，感情动人。
    晚上，陈毅请全体运动员共进晚餐。他举着酒杯说：“我代表贺老总请你们吃顿饭。我刚才说了，你们失败了，我们请你们吃饭、敬酒。我希望你们谁也不要来参加我举办的这个宴会，不来喝我敬的酒。祝同志们胜利、健康、艺高人胆大。希望你们轻松愉快地与世界名将周旋，把对手打得落花流水。”
    真不愧是一位元帅外交家。风趣幽默的一席话，给了已经满负荷的运动员一杯急需的清凉饮料，那么解渴，那么沁人心脾，使他们来到国家集训队以后，那种过分紧张的心情得到了缓解。贺龙请陈毅出马，不愧为一着好棋。
    贺龙回到北京时，离二十六届世乒赛开幕只剩四天了。他不顾长途奔波的劳累和疲乏，风尘仆仆，拉了陈毅，直奔华侨饭店，去看望即将开赴战场参加比赛的运动员。
    他们刚走进华侨饭店，有人便说：“两位元帅给乒乓球队鼓劲来了。”
    可是．贺龙的第一句话。就出乎人们之所料。
    贺龙说：“今天，我们是来看望你们，不是来向你们要奖杯，给你们增加包袱的。”
    “哈哈”，会场上爆了一片笑声。临战前的那种紧张空气一扫而空了……我们的乒乓球队从1953年第一次参力3世界锦标赛到现在，还不到九岁，是个‘红领巾’。”贺龙接着说，会场里有轻轻的“嘻嘻”的笑声。“我当主任的，对你们已经获得的成绩是满意的。一个九岁的娃娃，要把三十多个国家包起来，把七个奖杯都当包袱背起来，是背不起的。九岁的娃娃，经验不多，与日本、瑞典、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相比，都比他们年轻。匈牙利拿过六十八个冠军啊！他们都是前辈，都是老师。后辈打前辈，学生打先生，应当没有包袱。对什么队——不管是强队还是弱队，都要拚命打，象打老虎一样，打出风格，打出水平。身上没有‘杯子’，就可以放松打。七个杯子压在身上，就打不好。七个杯子你们都留下，人家远道而来，一个杯子也争不走，岂不扫兴？我们一个杯子也不要，准备别人全拿走。我这样说，并非扫兴，是要你们打出信心来。”“你们很年轻，要放松打。这届不行，还有＞十六、二十八、二十九届。杯子不稀奇嘛，中国做得最好，你们要，自己可以多做几个。别人把我们做的杯子拿走，还可以宣传我国的工艺品哩。”
    “嘿嘿”听了如此风趣的讲话，有人发出了一阵轻松的笑声。
    贺龙也笑了。他接着说：“对日本队，过去我们畏敌，怕他们。看了他们在香港的比赛，大家又轻敌了。这畏故和轻教结合起来．就必然要失败。畏敌不好，轻敌也不好，二者都不能打出风格。狡兔三窟，要重视哟。特别对不出名的，一定要小心。对日本人尤其不能轻视，因为技术差不多嘛！他在‘碉堡’中瞄准了我们，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打。要研究，要斗智，破他们的绝招——弧圈形主旋球，而不是学上旋球，跟在他们屁股后面跑。”“打乒乓球要快、准、狠、变。我看，你们现在快、狠有了，但准、变不够。要看到对方变了、人家变了，你不变，你就挨打。关于单打，你们特别要研究第三局，要研究十七平、十八平、十九平，这些关键球。有的人十七比十九落后，还能取胜。”
    贺龙妙趣横生地讲了两个多小时。讲者滔滔不绝，听者兴趣盎然，最后，贺龙说：“我再讲一遍，不要背‘包袱’。我看，在座的人都有‘包袱’。你们都把‘包袱’卸下来。初生牛犊不怕虎嘛！怕，还能打仗？我今年六十三岁了，是个独子。打了几十年仗没打死。你不怕死，就不一定死；不怕输，就不一定输。希望小将们把各国种子队员多打下去几个，为中国种子队员开路。看你们这些小罗成有没有这种本事峻！”
    坐在贺龙身旁的陈毅站起来说：“贺老总说得对！有啥子‘包袱’嘛？我不是说，你们打输了，我请你们吃饭嘛！”
    贺龙大笑，说：“打输了，陈老总请客。你们打赢了，我请你们吃饭。总之，都有饭吃。”／
    屋子里又一次爆发出畅快的笑声。
    贺龙这一席卸“包袱”的讲话，象一阵春风，吹得参赛运动员心情舒畅，信心大增。徐寅生描述他们听了贺龙讲话后的心清说：“每次听了总是感到心胸豁然开朗，勇气倍增。”“既长了志气和信心，又能不背包袱，轻装上阵。”
    这就是贺龙、陈毅这些元帅们的领导才能。他们总能在最关键的时刻、最关键的地方，用很轻松的方式，给你最有力的指导，帮你了解自己奋斗之路，为你进行最有效的“心理训练”。他们的这种思想工作或者叫心理训练的艺术，是很值得今天的一些领导者学习的。
    贺龙为了这次在中国举行的世乒赛，为了中国乒乓球运动在世界的崛起，从组织工作到思想工作都是煞费了一番苦心的。
    1961年4月14日，第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拉开了战幕。在这场世界乒乓球大赛中，中国乒乓健儿，经历了顽强拚搏，终于获得了男子团体冠军，夺取了“思韦斯林杯”。
    劳累了几天的贺龙，从气氛热烈的比赛场地回到家里，洗漱休息，但他兴奋依旧，无法入睡。他觉得，我们这些运动员太可爱了。他们年纪轻，不畏强敌，敢于拚搏，善于动脑，前途无量。庄则栋大战星野，旗开得胜；徐寅生十二大板，脸炙人口；害国团失利不惊，力克星野，一分定乾坤……看他们脍球，令人目不暇接，心畅神恰。这些小将打出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中华民族的风格，难能可贵。女队也不示弱，夺得了亚军，跻入了世界乒乓运动的前列，真使人倍受鼓舞。他从床上坐起，喊来了他的女儿，让她马上给荣高棠打个电话，代他向运动员、教练员表示祝贺和慰问。
    贺龙睡不着，全国人民也兴奋得睡不着。这一夜，有多少人挤在电视机旁，守在收音机边？有多少人流下了欢乐的眼泪？有多少人走上大街庆祝胜利？谁能说得清？
    华侨饭店的职工，收听了现场广播以后，连夜聚在一起，大家动手，赶制了一只迎春花篮、一盘绘有锦标赛会标的大蛋糕。运动员从赛场回到饭店，他们便派出代表将花篮和蛋糕送到运动员的面前，向胜利归来、为国争光的英雄表示祝贺。
    望着这美丽的花篮，漂亮的蛋糕，小将们心潮起伏，思绪万千。这是全国人民的一片心意啊！它表达了全国人民的喜悦心情，反映了全国人民对中国体育事业的期盼，谁有资格去接受呢？谁有权利来品尝呢？他们默默地坐在会议室里，谁也不敢去触动那花篮、那蛋糕。
    一位年轻的运动员提议说：“我说，这个大蛋糕应该送给贺老总！”
    “对！”大家几乎异口同声地喊起来。
    为了夺取今天的胜利，我们这位元帅花费的心血比谁都多啊！
    他们当场决定，把这份珍贵的礼物送给贺龙，以表达运动员、教练员敬爱之心。
    “现在就送去！”有人提议说。
    他们推举出乒乓球代表团领队张钧汉和几位运动员，捧着大蛋糕、乘车送往东交民巷。此时，已经是15日凌晨一点多了。
    我们的元帅吃过药已经入睡，夫人薛明出来接待了他们。
    清晨，贺龙起床以后，发现客厅里放着一只绘有世乒赛会标的蛋糕。他已经猜到这个蛋糕必定与乒乓球运动员有关，忙去问夫人薛明。
    薛明给他讲述了小将们凌晨一点送蛋糕的经过。贺龙极为感动，异常兴奋。小将们的一片心意深深敲打着他的心。长期以来，因为身患糖尿病，遵照医生的嘱咐，他从来不吃甜食，可是，今天早晨他却拿起了刀叉。
    薛明提醒说：“你是不能吃甜东西的。”
    贺龙用刀切着蛋糕说：“今天你得让我破个例。小将们送的蛋糕，我不能不尝。这份蛋糕份量重啊！”
    第二十六届世乒赛还在继续进行，捷报频传。庄则栋力挫群雄，夺得男子冠军的“圣·勃莱特杯”，丘钟惠苦战匈牙利名将高基安，首次夺得女子单打冠军“吉·盖斯特杯”，李富荣获男子单打亚军，丘钟惠、孙梅英获女双亚军，李富荣、韩玉珍获混双亚军。中国队在第二十六届世乒赛上共夺得三项冠军、四项亚军和八个第三名，震动了世界体坛。外国通讯社报导说：中国乒乓球运动员“执掌了世界乒乓球运动的牛耳！”
    中国乒乓球运动腾飞了！
    举国欢腾，万民震奋，小小银球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已经在向世界体育高峰冲击了。从此，世界人民将对中国刮目相看。
    在这捷报频传的日子里，人们常常看到贺龙叼着烟斗，站在窗口沉思，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感到纳闷。谁能知道，此时此刻，我们的元帅却是“心事浩茫连广宇”。
    小球上去了，大球怎么办？乒乓球在我国有着很广泛的群众基础，要腾飞尚且颇费了一番周折，足球、排球、篮球三大球基础比较薄弱，何年何月能够腾飞？他这个体委主任的肩上，担子重得很啊！
    贺龙当国家体委主任以后，对三大球已经花了不少功夫。
    先拿足球来说。1954年，国家体委决定派青年足球队去足球强国匈牙利学习，临行前，贺龙把蔡廷错、荣高棠找到家里，请他们转告足球队，说：“我们足球事业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你们一定要勤学苦练，把外国的先进技术学到手，结合自己的特点去发展，为提高我国的足球水平作贡献。”1955年，领队柯轮回国汇报，贺龙详细询问了运动员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并特地给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临时代办郝德青写了封信，交柯轮带往驻匈使馆。他在信上请求使馆加强对足球队的领导和帮助，对他们的学习和生活予以关照。
    然而，中国足球运动的基础实在太薄弱了。这支青年足球队虽然在东欧学到了一些先进的足球技术，有了一定的进步，但是，1955年8月，在华沙第五届世界青年联欢会上以“2：3”输给了波兰华沙足球队；在雅加达召开的第一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上，又负于乌拉圭队，未能进入前四名；1956年2月，南斯拉夫国家二队来华访问，又以“2：4”失利。
    足球队的青年小伙子背起了“包袱”，情绪低落。贺龙在上海体育学院接见他们的时候，一个个低着头，坐到了后排，甚至不敢看元帅一眼。
    贺龙见状，哈哈大笑，说：“你们昨天踢得很好嘛，很顽强嘛！你们打出了中国人的志气和精神，这就是完成了任务，干什么缩在后头？不敢见人？快坐到前边来。”
    运动员不好意思地蹭到了前面，贺龙对在座的上海女子篮球队员说：“你们快给足球队员倒水呀！他们辛苦啦！”
    弄得青年小伙子们一个个都来了个大红脸。
    贺龙笑着说：“输了怕什么？球虽然踢输了，但下半场是二比二，有后劲，实力也相当嘛！你们要牢记这场球，认真总结，不断发扬这种拚搏精神。我们的足球运动一定是大有希望的。”
    青年足球队在新兴力量运动会上失利而归，教练员、运动员心情紧张，但贺龙并没有去批评任何人，而是引咎自责。他在国家体委会议上说：“你们谁也用不着检讨，我是体委主任，运动队没搞好，是我的责任，不能去怪运动员。”
    他一心想为中国足球打翻身仗而努力。1964年春，贺龙给国家体委球类司提出了一些怎样促进足球运动的意见，请他们召开一次足球工作会议加以认真研究。他对黄中说：“我对足球现状是很不满意的，你们一定要通过这次召开的全国足球工作会议解决一些问题。足球一定要上去！”
    第一次全国足球会议，针对我们足球现状、存在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国家体委根据贺龙的意见发出了《关于大力开展足球运动，迅速提高技术水平的决定》，提出了确定十个城市和地区重点开展足球运动；中小学为开展群众性足球活动的主要基地；运动员进行大运动量训练，在技术全面发展基础上，狠抓以射门为中。动的三十米硬功夫等提高足球运动水平的具体措施。收效甚好。到1964年底，几个主要城市已有百分之五十左右的中小学建立了足球队；甲、乙两级联赛的升降级制度也得到了恢复；全国的乙级队，达到了八十六个。群众性足球运动发展很快。
    虽然如此，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的足球运动依然水平不高。足球是世界各国人民最喜欢的运动项目之一，是最有魅力的竞技体育项目，他这个体委主任怎么能不为之而忧心忡忡呢？
    篮球情况稍好一些。篮球在中国开展得还算普遍，至少各大、中、小学都有这项运动，专业运动队也有一定的基础，从1953年到1957年，中国篮球队共参加了二百八十三场国际比赛，胜了一百六十三场，平七场，负一百一十三场，应该说，成绩算是不错的。但是，要与世界强队相抗衡，距离还很大。1957年冬，白俄罗斯男女篮球队来北京访问，同我国篮球劲旅“八一”队和北京队进行了四场比赛，结果，输了三场。
    在这次访问比赛中，贺龙每次都到场观看。看完与白俄罗斯队的最后一场比赛，马上把三个体委副主任和有关同志蔡树藩、荣高棠、黄中、李梦华、张之槐、朱德宝、王克、张子沛以及两个参赛队的领队、教练留在了体育馆里，由他亲自主持，召开会议分析失利的原因。贺龙逐个点着名让他们发言，倾听各方面的看法，最后，贺龙说：“你们分析了很多原因，这都是球队存在的问题。但我看，关键问题是在于迷信思想、怕洋人！即使赢了，也不相信自己能赢。为什么都是在领先情况下，败下阵来呢？你们首先要解决的，是解放思想，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贺龙在这里指出了中国运动员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用现代流行的话来说，就是心理因素不稳定。这个问题，直到现在，在大型国际比赛中，仍然常常成为失利的原因之一。贺龙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当时的篮球界引起很大震动。因为，他们还没有看到运动员的心理训练之重要，可是，我们的元帅给他们放到了面前。
    贺龙是非常喜欢篮球的。从红军时代起，他就亲手组织了篮球队，活跃部队文化生活。抗日战争时期，著名的一二０师“战斗”篮球队，就是由他一手组织起来的。许多队员还是由他亲自挑选的呢！我们的元帅对篮球是有一定研究的，因此，对我国篮球运动的发展问题，提出过许多中肯的意见，例如，他指出：“对篮球要提出个矮个子打败高个子的要求。欧洲人一般比我们高大，光凭个子，我们总不能取胜。一定要左右两手都会投篮，也要学会投远篮。投远篮也是为了投中篮、近篮。总之，远篮、中篮、左手、右手，什么篮都会投，这样，才能成为一个强的球队。”
    他对国家女子篮球队员说：“你们用人家的办法，怎么能打败人家呢？不能学苏联，打苏联；学东欧，打东欧。要搞自己的名堂，坚决走自己的路。一定要把将要失传的老运动员的绝招很快恢复起来，而且还要提高，还要发展。”
    他对国家体委有关人员说：“篮球不要照搬欧洲高中锋的打法。提倡来个小个打大个，发挥中国人灵巧、速度快、弹跳好的特点，狠抓投篮命中率，保持和发扬篮球‘砸眼’等传统绝招。”
    这些指示，既涉及我国篮球的发展方向问题，也有篮球的具体技术问题，特别是，提出了一个博采众长，但又不照搬照抄，根据中国运动员的特点，走自己的路的方针性的问题。这是非常有见地的。
    和足球相比，篮球运动进步还是比较快的。1959年第一届全国运动会期间，贺龙邀请了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三个篮球队来华访问。当时，保加利亚篮球队曾获奥运会第四名和欧洲冠军，是一支欧洲劲旅。中国国家篮球队经过充分准备，顽强拚搏，终以“86：77”战胜了保加利亚篮球队，轰动了北京城。女子篮球队成绩也不错。1960年在法国马赛举行的中、罗、匈、法四国女篮对抗赛中，中国女篮夺得了冠军。尽管如此，但要脐身世界强队之列，还有很长一段路程。
    1965年，贺龙曾对国家女子篮球队说：“老是在国内争名次有什么稀奇？要有雄心壮志。要打外国人。不要怕高鼻子。不要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不要老在国内打坛坛罐罐。今年9月，在保加利亚比赛，‘八一’男队就不敢打冠军，计划保住亚军。得个冠军，又有什么了不起呢？”
    我们的元帅，多么希望中国篮球队能走向世界，在世界篮坛占有一席之地呀！
    众所周知，三大球中，女子排球是进步最快的。中国人都为中国女排夺得世界冠军，荣蝉“五连冠”而激动过、兴奋过，但是，有几人知道，中国女子排球的崛起与贺龙的关系呢？
    不少人在回顾中国女排攀登世界高峰的历程时说，中国女排的成功，与日本教练、已故的大松博文先生有点关系。那么，我们就来说说这方面的事。
    1956年，中国排球队第一次参加在巴黎举行的世界排球锦标赛，女队获第六名，男队获第九名。与足球、篮球在世界性比赛中的表现相比，应当说成绩是蛮好的了，但是，与世界一流球队相比，差距甚大，尤其是同一衣带水的邻邦，被称为“东洋魔女”的日本女子排球队相比，实在是只有招架之力。
    1959年冬，日本女排应邀来华访问。中国排球界人士观看了她们的训练，这才发现，她们的“秘诀”在于以大运动量训练为特征的大松博文训练方法。贺龙早就提倡过“训练的难度应当比比赛时大两倍”，因而，大松博文的训练方法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交待国家体委主管这项工作的李达说：“有机会，可以邀请日本女排来华作较长时间的访问。”
    1964年6月，大松博文率领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冠军、日本“贝冢”队应邀来华作长达二十二天的访问。
    日本队来华首场比赛的前一天，贺龙来到北京体育馆，观看“回家”队的训练。一个国家副总、理、共和国元帅，亲自观看一个外国球队的训练，而且，一看就是一个下午，这在世界各国领导人的历史中，大概也很难找到的。
    贺龙被大松博文的训练场面深深地吸引住了。
    在训练中，大松给队员的扣球，其力度之大，速度之快，频率之高，角度之刁，都是中国排球界闻所未闻的。日本女排队员不顾伤痛，不怕艰辛，顽强扑救，毫不松懈，直到精疲力尽，倒地不起。但是，大松并不怜悯，一边大声责骂，一边将球向队员身上猛砸过去，逼着她们挣扎着起来救球。在场观看的中国教练和运动员一个个都为之动容。他们哪里见过如此大运动量、如此凶狠的训练呢？有的人甚至说：“这哪叫训练？是整人。”
    贺龙看了大松博文的训练深有触动。11月24日，他让李达将在京的排球队都集合起来，去观摩大松的训练，并组织运动员进行座谈，学习她们的长处，主要是学习大运动量训练。他又把李达、黄中、李梦华找来，对他们说：“我有个想法，如果大松博文先生同意，是否可以邀请他明年来华指导训练？请大家研究。”
    讨论中，大家都同意贺龙的意见，但提出，中日两国尚未恢复邦交，邀请大松博文，没有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外长的同意，是很难办的。
    贺龙说：“这事由我去办。”
    他亲自向周恩来和陈毅陈述了体委的意见，并请周恩来、陈毅先去看看大松的训练。
    11月25日，周恩来来到北京体育馆，观看大松博文的训练。周恩来看后，亦大为所动，立即接见了大松博文。他邀请大松再次来访。周恩来说：“大松先生，你这次带队来，不能久留，欢迎你以后再来中国访问。”
    泱泱大国的总理、副总理亲临观摩他的训练，在大松的经历里是从未有过的。这是他的荣誉，因此，大松慨然同意，明年再度来华访问。周恩来对此表示谢意。
    回到休息室，周恩来对陪同他的黄中、李梦华和女排教练解永伍说“日本队的训练，比打比赛时还累。练习时难度这样大，比赛时就容易了。人家训练的每一手段都有实际意义。训练超过实战需要，比赛时就能过硬。你们的训练多半浪费时间。第一不能做到教练员参加实践，第二不能为队员出难题，第三技术不过硬。如果解决了上述三点，就差不多。但是，我们不能学大松博文打骂运动员，但他那种严格精神，是和我们提出的‘三从一大’一致的。”所谓“三从一大”，即从难、从严、从实战，大运动量训练。
    这时，贺龙办完紧要的公务后匆匆赶来。他听了周恩来的讲话后，说：“我们以前提的‘三不怕’，我看还要加上‘两过硬’：思想、技术过硬。日本队训练的严格精神应当接受过来。”
    “贝家”队要去上海了，他们在那里打完比赛就启程回国了。贺龙决心借助大松这股冲击波，冲击一下全国的排球界和其他各项体育训练。他决定，乘“贝家”队在上海比赛的机会，在沪召开全国排球工作会议，并将各省市自治区体委领导和主要体育项目的教练员召集到上海来，一共三百二十人，一边观摩大松博文的训练，一边对照日本女排的训练方法，找差距，想办法。这次会议进一步肯定了“三从一大”的训练原则，树立“三不怕”“五过硬”的作风，强调了基本技术训练要“全面、熟练、准确、实用”。李梦华在会上传达贺龙的意见，说：“大松的训练方法有许多是科学的，合乎辩证法的，值得我们借鉴，但他打人骂人的作风，我们不能学，也不能丢掉我们快攻等优良传统打法。要用民族方法加上别国的方法，以我为主，发展中国的特点。”
    这次会议，不仅在排球界，而且在其他体育项目上都有深远的影响。
    贺龙在北京，很不放心上海会议精神能否落实，他要亲自摸一摸。195o年1月ZO日，他闯进了训练馆，观看国家女排的训练。看了以后，很为不满。他批评说：“你们的训练要难度大。难度大才能比赛。日本队就是训练难度大，所以，她们愿意比赛。我看你们难度太小了。日本队摔跤能救球，你们是光摔不救球。人摔下去，为什么不能把球救起来？摔跤是为了救球。你们教练对一个人只打一下，不打两下，打得也不狠，再打到身上嘛。象打乒乓球反应就要快，象火箭。”最后，他向国家女排提出：“今年还有11个月，你们训练11个月，打败苏联队，有没有这个雄心？”
    大家齐声回答：“努力争取！”
    贺龙笑了。他说：“你们第一个对象打败苏联，今年打不赢，明年再打。第二个对象是打败日本队，花三年功夫打败日本。”
    这位元帅的心里确实心潮澎湃。他多么希望中国的三大球走向世界，脐入世界强队之中。只有三大球达到了世界水平，中国的体育才算真正打了个“翻身仗”，然而，这又非一月之功。三大球到底能不能腾飞？何时腾飞？说实话，他这个体委主任是没有把握的，但是，他又不甘心让中国“三大球”徘徊在世界先进行列之外。这时，我们的元帅已经六十八岁，为了中华民族的腾飞，为了中国体育脐身强国行列，他怎么能不心焦？1964年春天，贺龙把荣高棠等几位国家体委的领导找到家里，研究体育工作。贺龙极其庄严地说：
    “我不晓得你们安心不安心？‘三大球’为什么上不去？解放到现古，已经十五年了，再搞不上去，难道要搞他个五十年？我们必须下大功夫啊！我快七十岁了，我希望在见马克思之前，能看到‘三大球’翻身。”
    他停了下来，拿起那只不离身的烟斗，默默地抽了几口烟，望着在座的同志，庄重地宣布：
    “‘三大球’上不去，我是死不瞑目！”
    这句话，震动了国家体委的领导同志，震动了中国体育界，也震动了中国人民。我们的元帅对祖国的赤子之心，对他一手开拓的新中国体育事业的殷切期望，对中国体育走向世界前列的宏伟志愿，都凝炼在这一句话里。
    不幸的是，我们的元帅这番充满激情的话语，竟成了他对我国体育界的最后的遗言。他是带着一种未能实现宏愿的遗憾，离开我们这个世界的！他，壮志未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