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
    卢沟桥的枪声，把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贺龙是带着某种个人被委屈的不快进入这个轰轰烈烈的新时代的。
    “西安事变”以后，贺龙率红二方面军进驻富平县庄里镇，根据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的命令，积极准备东进抗日。谁知，前总突然指示，要在红二方面军中开展反军阀主义的斗争。据说，此举是为了进一步做好抗战的思想准备的需要。然而，这次却有些奇怪，有点和往常党内斗争不一样。据关向应留下的笔记记载，6月23日，他在前总开会时，已决定召集红二军第四师党的特别小组会，反对十二团团长的军阀主义。从关向应的笔记来看，主要是因为他与政治委员关系不好，但上纲却很高：“实质是军阀主义倾向反对党的斗争”。但是，经过批评斗争，这位团长“基本上还未能了解自己的错误”，于是，斗争转向了师长卢冬生，指责他“对政治制度的反对倾向”“只相信个人，不相信组织，对上关系对下团结均如此”，是“四师工作的主要阻碍”，同时也肯定他“对革命的态度基本上是好的”。
    这里的“只相信个人，不相信组织”，含有不少潜台词。卢冬生，一个老共产党员，1925年在上海随贺龙来到湘鄂西之后，一直是贺龙的部下。由于这种历史的原因，同贺龙的关系十分密切，因此，这种“只相信个人”的指责，很明显指的是贺龙。
    贺龙是极其敏感的。他意识到所谓反对军阀主义虽然目前的斗争对象是团长、师长，然而，其矛头是冲着他来的，因此，在特别小组会上，他主动发了言。关向应在其笔记中记载说：“在会议中，云卿以自我批评的态度，提出对冬生他们，过去与其错误斗争不够，不够的原因，因为过去过火的思想斗争方式不满而形成的成见。”显然，这个发言是颇工心计的。他以自我批评的形式，提出了避免重犯土地革命中“肃反”时那种过火的行为。
    但是，我们的党内斗争往往有一种顽症，在某个运动中，正确的、相反的意见是很难被人们接受的，而且，只要上面不松口，温度只会愈来愈高。卢冬生不检讨，贺龙不检讨，事情便不会结束。
    贺龙心里对此十分明白。虽然他对这场突如其来、矛头指向他的斗争感到不可理解，但这是从上面来的。作为一个党员，一个党性很强的党员领导干部能公开反对吗？他的思想陷入极度矛盾之中。中共中央已决定改编红军，出师抗日。这种无谓的斗争旷日持久，很难将广大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思想集中到抗日斗争上去，对大局是很不利的。他应当怎么办？作个检讨性的发言？好，委屈就委屈吧！
    其实，关向应也在为此而苦恼。他在7月19日的笔记上写道：“冬生非但未了解自己的错误，而且有很深的意见，值得我们警觉，奈何！奈何！”看来，关向应处在两难之中，有点无可奈何。
    30日，对卢冬生的批判被推上了团级以上干部参加的党的积极活动分子会议，也就是说，对卢冬生的批判斗争升级了。看到这种情况，贺龙觉得自己必须站出来了。他在活动分子会议上发了言。关向应在6月30日的笔记中写道：“本日（第二次会议）有极大发展，即公开与冬生的军阀主义倾向做斗争，特别是云卿说：‘我没有错误吗？因为我过去当过军阀，党没有公开批评就是的。’又说：‘冬生的错误我是看到的，因为我过去政治落后，没有纠正就是了。”’对于贺龙在会上的发言，关向应用了“极大发展”四个字，其含意不是很清楚的吗？
    贺龙违心作了检讨，可卢冬生并不理解。他打电话向关向应提出：“一、我要饭回家去。二、你把我送到后方去，我不干了。”他不知道，这样一来，便把贺龙推到了斗争的前沿，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贺龙了。
    贺龙忍无可忍，不再退让了。据跟随他的警卫员说，他们在室外听到贺龙拍了桌子，他说，你们要赶我走？办不到！毛主席让我走，我就走！关向应在他的笔记上对此也有所反应。他写道：“8月23日，晚上与云卿谈几个问题的误解——我并批评了云卿怀疑态度的历史根源”。为了这场无聊的斗争，大概关向应做了不少工作。
    这样一来，这个反军阀主义进行不下去了。此时，为了早日出师抗日，红军改编迫在眉睫，有许多事已推到了眼前，而且，中央又通知贺龙、关向应去洛川出席中共中央扩大的政治局会议。于是，这个弄了一个来月的反军阀主义只得不了了之。
    虽然，至今也未弄清这场半途夭折的反军阀主义斗争的“来龙”，但其后果却是很不好的。看一下当时担任团级干部的朱辉昭在1943年延安整风时的发言，即可窥见一斑。朱辉照说：“我们过去对贺的认识有不正确的地方，未从历史上看出其伟大。庄里镇反军阀主义斗争，造成对贺的模糊认识。实际上，贺对党是绝对忠诚的，对群众利益是非常关心的，对干部也无什么偏差。这次在延安几次会，已彻底认识了。”
    就在反军阀主义的“反兴”尚浓之时，贺龙带着一大难想不通又不便说的问题，出席了在云阳镇召开的红军军以上高级干部会议。
    早在7月14日，中共中央一面命令红军作好开赴抗日前线的准备，一面派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再上庐山同国民党谈判。这次高级干部会议就是要为红军开赴抗日前线作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会议讨论了三个问题：1．卢沟桥事变后的形势发展；2.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意义与任务；3．改编中和改编后的政治思想工作。
    会上，就中共中央联蒋抗日的方针、红军改编开赴抗日前线的意义和态度进行了充分讨论。贺龙就此作了简短的发言。他说：
    “我拥护中央确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抗战是全国人民与军队的职责，是不允许动摇观望的。我们红军自己抗战，也要促使蒋委员长领导他的军队抗战到底，但是，他们这些大资产阶级、地主官僚军阀政客中的有些人，对抗日是动摇不定的。说不定，他们还会同日本人勾结。我们要时刻严防他们对抗日的捣乱和破坏。依我看，国共两党总是达不成实质性协议，是因为，蒋委员长现在正处于矛盾之中。他既怕将红军放出陕甘宁，会象孙悟空大闹天宫一样，无法驾驭，又希望将红军送到最前线，好借日本人之手消灭我们红军。我们就要象孙猴子那样，到华北抗日前线去，闹他个天翻地覆，使日本鬼子不得安宁。”
    贺龙的发言虽然通俗风趣，却一针见血地道出了蒋介石的心态，说透了蒋介石迟迟不愿与共产党达成红军改编协议的原委，而且，字里行间，都表达了他对中共中央抗日主张的拥护，对开赴抗日前线的高度热情，真有点儿豪气冲天。
    他的确希望早点东进抗日。“七七”事变后，他一直忧心忡忡地在恼人的反军阀主义斗争中，不断注视着时局的变化。他知道，日本政府已决定增调十万陆军来华，扩大侵华战争；他了解，国民党里有人大唱“战必失败，和未必乱”的亡国论调。中国真是面临了亡国的危险境地。当今之时，只有全民动员，抗击日寇，把他们打出去，这是当前高于一切的任务。他自己就有一种到前线去为民族生存而战的强烈冲动。会议期间，朱德向他透露，军委有个想法，陕北红军第二十七、第二十八军可能同红二方面军合编，对此，他十分高兴，一有空就去找二十七军、二十八军参加会议的人谈话，详细询问他们的战斗历程、干部状况、思想工作乃至后勤工作。
    关向应笑着问他说：“云卿，你找他们做什么？”
    “了解点情况，做到心中有数呀！”贺龙说。
    关向应乐了。说：“云卿，你是不是走得太快了点？前总还没决定呢！”
    “走快点比走慢点好啊！”贺龙回答说。
    7月末，中共中央决定，主力红军迅速改编，做好出师准备。8月中旬，红二十七军、红二十八军陆续开到庄里镇，由贺龙、关向应主持进行改编。
    改编，对于红军来说，本来是件家常事，一会儿师改编成团，军改编为师；一会儿这个部队与那个部队合编。哪一个红军战士没有经过几次改编呢？可是，这次改编却遇到了许多使各级领导干部头痛的事。
    这次改编要改名，不叫红军了，叫国民革命军；不戴红五星了，要戴青天白日帽徽，穿国民党军的军装。红军战士个个苦大仇深，和国民党军打了十年仗，一看见戴青天白日帽徽的“白狗子”就恶心，打心眼里反感。今天，自己也要戴“白帽徽”，和“白狗子”的模样相同，这个弯子实在难转。于是，牢骚、怪话成箩成筐，情绪波动很大，个别的人留张条子，自己走了，说死了也不当“白狗子”。
    对于这一切，高层领导了解得一清二楚。彭德怀在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的会议上说：“改编以后，我们红军就要编入国民革命军的序列，要穿灰军装，戴青天白日帽徽了。不戴行不行？不行！蒋介石是作为共同抗日的条件提出来的。他是逼着我们戴呢！对这点非原则问题，我们也得妥协一点。合作抗日嘛！”
    贺龙与关向应、甘泗淇商量决定，为了做好改编的思想工作，主要领导分头深入部队，了解情况，做好工作。
    几天以后，贺龙来到了四师十二团二营六连。他不进连部，一脚跨进了战士宿舍。他走到战士住的统铺旁边，打开一床被子，用手摸了一会，抬头对陪同的团长说：“山西北部冷得很呢！被子薄了不行幄！”
    他又拿起几条毛巾闻了闻，满意地说：“还不错，毛巾上没有什么臭味。”
    他一眼看见几双排放整齐的草鞋，弯腰拿起一双，端详了一会，对代理连长说：“草鞋没娘，越穿越长。平时要让战士多穿一穿，踩软和了，行军、打仗时穿起来才不会磨脚。”
    贺龙又走到枪架旁边，伸手拿起一支步枪。
    他要到团里来，头天晚上就得到了通知，所以，都有了准备。你看，枪擦得锃亮，摆得一溜齐，连论带都一样长短，无懈可击。代理连长心里美滋滋的。
    谁知，贺龙看了枪，睑突然沉了下来，拎着枪背带对连长说：“你们的枪背带怎么都一样长？”
    连长、指导员不知怎么回答，默不作声。
    贺龙严肃地说：“你们这样一律化，摆起来好看，可不适用啊！一个班的战士有高有低，枪带子都一样长，高个儿背起来嫌短，矮个子背起来嫌长，怎么用呀！”说完，做了一个背枪的动作。他体格魁梧，枪背不上肩，于是，批评说：“怎么样？我就背不上呀！你们要从实际出发，不要搞这套不中用的东西嘛！”
    连队干部十分尴尬。贺龙看了他们一眼，说：“走吧，到你们连部去，跟你们谈谈。”
    说完大步跨出了门。
    在连部，贺龙说：“我问你们个问题，战士思想情绪怎么样？”
    指导员是刚调来的，情况不熟悉，事先已确定由代理连长汇报。他是有准备的。他知道贺龙一直对军事训练抓得很紧，这次下来，一定要检查训练。没想到，贺龙要了解的却是思想情况。好在他一直生长在这个连队，情况熟悉，想了一下便说：“我们连普遍存在两个不愿意。”
    贺龙问道：“两个不愿意？哪两个？”
    “一不愿意住下来练兵，想打仗，认为练兵没有用。不过，经过这几个月的训练，这个问题看来解决了。第二个不愿意红军改名，大家认为，国共两党合作，全民抗战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非要红军改名呢？红军改了名，戴了白帽徽，不成了白军了吗？这个问题至今还没弄通，我自己也不通。”
    “你说的情况有代表性。红军改名我也不愿意，你们团长大概也不愿意。”贺龙听了说：“同志们，这可不行。为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使中国人不当亡国奴，红军就得改名，戴白帽徽。红军不改名，蒋介石就不肯合作抗日哟。同志们，红军改了名就不是红军了？这不对。红军名改心不变，一颗红心为人民嘛！红军改了名，还是党中央、毛主席、朱总指挥领导。红军改名，是党中央的决策，全体红军战士、共产党员，必须无条件服从。我，贺龙，就无条件服从。”
    连长、指导员当即表示：“名改心不变，我们通了。”
    贺龙高兴地笑了，说：“好嘛，蛇无头不走，鸟无翅不飞。你们通了，就好给战士们做工作了。”
    8月赔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威逼南京，蒋介石在庐山坐不住了，急需调红军开赴抗日前线，于是，国共谈判出现了急转直下的变化。18日，蒋介石发表同意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谈话，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僵持很久的红军改编设不设指挥机构问题得到了解决，同共产党达成了协议，并于22日正式公布命令将陕甘宁地区主力红军改变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每师定员一万五千人。
    中共中央决定8月22日至25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人称洛川会议。8月ZO日，贺龙、关向应来到了陕西洛川冯家村。
    为什么要召开这次会议呢？因为随着进入抗日战争的新时期，八路军即将出师抗日，有一些新问题推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面前，须要给以回答，其中重要的是政治路线、国共关系和红军出兵以后的作战方针问题。
    毛泽东在会上首先作了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在军事方面，他指出，在新的形势下，红军在兵力使用和作战原则方面，必须有所改变。他说，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恨据地，牵制、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这种配合主要是战略配合，但有一个扩大红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问题。他主张，红军的作战方针应该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红军的作战原则是“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汀不了就跑。”关于国共两党关系，毛泽东指出，在坚持和巩固统一战线中，要记取199年革命失败的教训。他提出了。统一战线与政治警觉性”问题。他说：现在统一战线正在成熟中，但另一方面，党的阶级的独立性问题应提起全体党员的注意。在讨论中，毛泽东又提出，我们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人
    对于毛泽东提出的这些新问题，讨论十分热烈。贺龙拥护党的政治纲领和关于军事问题和国共关系的意见，拥护红军迅速出师，尤其赞成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作战方针。在处理国共关系上，他认为发展统一战线必须注意党的独立性。会议对国共关系、战略方针和迅速出师取得了一致意见。对于游击战与运动战的主次关系，会上出现了三种不同意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和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但是，由于出师在即，这个问题未能充分展开讨论、贺龙认真听取了大家的意见，没有发言。他倾向于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东进山西，就得活动在山区，不是山地游击战是什么？但又觉得运动战似乎也不能放弃。他一时拿不准，想再思考一番，会议也未就此进一步讨论，因此，在洛川会议的记录中查不到他的发言。
    还有两个问题，也有不同的意见。因为是具体问题，并未在大会中讨论，但却是有关八路军出师的。
    一个是军切问题。红军改编之后，国民政府将按规定发给八路军一定数量的军响。这笔款项并不多，杯水车薪，但对于长征以后的红军来说，亦属一项重要补给。这笔军切是按蒋介石核准的三个师的人数发给的，可是，红军不光是三个师，还有中共中央、后方机关和学校。对于这个问题，贺龙主张十分明确。他认为应当由中央和出师的八路军共同使用，而且要多留一些给中央，八路军可到前方去自筹粮款。洛川会议之后，他对一二０师的干部说：“国民党只发给我们三个师的钱，可是，除了三个师，还有机关、学校，他们没有钱怎么办呀？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就要有共产主义精神呀！这就叫审福同事，有难同当’．所以我们每个月只能发给每人一元钱零花钱。我和大家一样，一月一元，请大家监督。”据一二０师的后勤干部说，当时国民政府每月只发给八路军军他四十万元，一半留给中央，一半发给前方，实际上，一二０师每月只能领到四至六万元。这笔钱，只给了两年，到了1940年，国民政府就一个钱也不给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八路军三个师是不是全部东进，还要不要留一部分兵力保卫陕甘宁边区。6月18日，周恩来、叶剑英电告毛泽东，蒋介石已同意发表朱、彭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提议‘’以东开为利”“至少应派一个旅为先遣队，日内东进”，中共中央当即同意，并派红一军团为先遣队，先行出动。林彪便以此为线由，不公开对留不留人的问题表态。贺龙快人快语，当即表示不能全部开走，应留下一部分，并说，他与关向应商量，愿将红二方面军的一部分留在陕北保卫党中央。徐向前也表示不能全部开过黄河，应当留兵保卫陕甘宁。毛泽东当时并未当面对林彪的态度有所批评。几年以后，在延安同贺龙谈及林彪时，却对此表示了不满。他说，林彪想一走了事。
    事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一二０师留下了一个团和四个亘属营，相当于一二０师全部兵力的十分之四。
    贺龙对这些事情的处理，反映了贺龙对出师抗战的积极心态。
    在洛川会议上，组成了新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成员十一人。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周恩来任副主席，贺龙被选为委员。8月23日，中央政治局又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军委前方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人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已，委员有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这是贺龙第一次被选入中央的领导矾构。反军阀主义中留给他的不快，此时才得到了释怀。
    会议结束当天，中央军委任命贺龙为一二０师师长，肖克为副师长，周上第为参谋长，关向应为政治处主任，甘洒淇为副主任。于是，回在里镇之后，贺龙便开始了一系列繁忙的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的准备工作。
    9月2日，一二０师在庄里镇举行抗日誓师大会，朱德、任捕时来了。朱德在会上说：“同志们，你们思想不通，党中央知道，毛主席也知道。我是受党中央与毛主席的委托，来做你们的上作的。现在国共合作了，我们工农红军改编成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为了消除各阶层的疑虑，我们可以穿统一的服装，戴青天白日帽徽，同志们思想不通，甚至有的高级干部思想也不通，这个心情我们理解。毛主席说，红军改编，统一番号是可以的，但是．有一条不能变，就是一定要在共产党领导之下。”
    朱德的话引起了阵阵掌声。贺龙很高兴，他在会上讲起了自己。他说：“就我本人来说，国民革命军的军装，过去我穿过；青天白日帽徽，过去我戴过；青天白日旗，我也打过。有人说，我当将军，皮靴不穿，愿穿草鞋跟红军爬山；高楼不住，愿跟红军钻芦苇，可是，他们哪里知道，当红军，穿草鞋，钻芦苇，是炎的心愿。算起来，从大革命失败到现在，我已经闯荡了十年，跟国民党斗了十年。现在国难当头，为了国家与民族的生存，共同对付帝国主义，我愿带头穿国民党发的衣服，戴青天白日帽徽，和国民党部队统一番号，这样，看起来我们的外表是白的，但我们的心却是红的，永远是红的。”’
    贺龙讲话，历来鼓动性极强，何况，他讲的是自己，生动深刻，干部战士印象极深。多少年过去了，别的话都从记忆里消失了，唯独这“白皮红心”至今还记在一些白发苍苍的老战士心里。
    9月11日，贺龙、关向应同乘一条木船从芝川镇渡河。木船在宽阔湍急的黄河里漂了四十余里，到达河东。
    进入华北战场以后，贺龙要到哪里去“闹地个天翻地覆”呢？一二０师到了山西，中共中央军委还没有最后决定。本来，洛川会议上确定一二０师跟随—一五师同去恒山山脉。8月21日，前总在电报中命令他们经太原到代县，以便进驻蔚县、广灵。然而，这是未掌握战争实际的一种预想，因此，在渡河之前，前总又通知他们，因为战争的发展和尚需征求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的意见，还未能对他们的去处作出决定，让他们去晋西北的忻县待命。
    贺龙心里十分焦急。你想，－一个带兵打仗的人，进入了战场，还不知道自己的待机地域，此乃兵家之大忌也。他不能消极等待，要主动“出击”。他同关向应商量，请他先行到太原走一趟，面见周恩来，把“底”摸清楚，要不怎么带这近万人的队伍呢？
    关向应刚走，彭德怀发来一份电报，告诉他，因为他们是去五台还是去娘子关尚未定夺，部队不用去忻县，可到榆次下车。决策上的这种反反复复，反映了八路军出师之不易。阎锡山能同意八路军进入山西已属无可奈何，让八路军到那里会同日本人拼命，他得认真盘算一番，免得留下麻烦。这就造成了一二０师这种大军已行，’去向不明的状态。
    贺龙着急了。王震的三五九旅已经到了侯马，明天就要乘火车北上忻县了。他把周士第找来，对他说：“老周，你到九旅去一趟，带他们到榆次，然后，你也去一趟太原，直接找彭总，让他赶快确定下一步行动。也去找找关政委和肖副师长，摸摸情况，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两天里头，他把政委、参谋长都动员出去了，这个指挥官真不好当。
    其实，着急的不光是贺龙，还有掌握战争全局的毛泽东。毛泽东日夜密切注视着战局的发展。这时。占领大同的日本关东军察哈尔兵团主力已沿同蒲铁路南下，正在进攻阎锡山部队把守的长城要隘雁门关、茹越口；日军第五师团已占领蔚县、广灵、滦源，正在进犯平型关，企图配合察哈尔兵团击溃第二战区主力，实施右翼迂迎。根据这一形势，毛泽东判断，恒山山脉将成为日军夺取冀、察、晋三省的战略中枢，如果八路军全部进入恒山，将会处于敌人战略大迁迎中，陷入被动局面。毛泽东认为，现在不能去理会阎锡山怎么打算了，必须马上改变部署。他决定；一二０师转入晋西北管涔山地区，一二九师在适当时候进入吕梁山，一一五师进入恒山山脉南段，并逐渐南移，展开于太行、太岳两山脉中，使自己保持主动。19日，他又给彭德怀一道命令：“贺部应位于晋西北，处于大同、太原之外翼，向绥远与大同游击。方能给敌南进太原相当有效的柑制作用。”“贺师应速赴晋西北占先着，将来刘师可与林师靠近，位于晋南太岳山脉至吕梁山脉（吉县汾河间）。”
    还是毛泽东有这样大的魄力。贺龙终日挂在心上的事由毛泽东一锤定音。他经太原，会同关向应、肖克来到忻县。周士第已先两天率三五九旅到达这里。
    贺龙刚到，彭德怀匆匆赶来，在忻县芦家野场与他们见面。
    彭德怀历来如此，一见面就开门见山，很少客套。他说：“毛主席9月17目的电报你们已经看到了，你们的目的地是以管治山为中心的晋西北地区。我就是为此事而来。”
    贺龙举着烟斗问道：“彭总，总部有什么具体指示？”
    彭德怀说：“毛主席19日给我命令，要你们师位于晋西北，处于大同、太原之外舆，而且催你们快去。根据这一指示，朱总和我认为！你们应以宁武为中心展开，神池、五寨、青岚、岚县、河曲、保德都是你们的活动范围，还可以派兵去雁北游击。你们看怎么样？”
    贺龙说：“我们马上按总部部署行动。”
    彭德怀征求关向应、肖克的意见。他们表示没有异议。
    彭德怀点点头，微笑着对贺龙说；“那就这样走了。你们迅速行动，争取时间。还有一件事同你们商量。红军进入山西，总的部署现在是这样的：你们进入管洋山，对付大同、朔县南下之敌；林彪的陈光旅在上塞附近，徐海东旅进入河北阜平东北，对付灵丘、沫源西来之敌；刘伯承师开到正太路以南，展开于太行山。他们出发得晚，目前尚未到达指定位置。太行一时成了空档，所以，我们想让王震旅先去五台以北的豆村镇、台怀镇一带，等刘伯承师到了正太路，再让他们归建，不知你们同意不同意？”
    关向应说：“彭总，王震一走，去晋西北只有一个旅了。”
    彭德怀说：“是啊，人少了点，希望你们照顾大局，挤出这个旅来。”
    贺龙在一旁抽着烟。他想，关向应说得对。王震走了，到晋西北的主要兵力实际上只有两、三个团，人的确太少了。彭总也知道这一情况，但他是从全局考虑的，我还能说什么呢？讨价还价，那也不象共产党员了。
    彭德怀见贺龙没说话，笑着问道：“你有意见吗？说说嘛！”
    贺龙说：“彭总，我们按总部决定办。有困难自己来克服。”
    彭德怀一笑，说：“那好，你们抓紧点。王震从现在起归总部指挥，让他们马上去五台。请通知王震，即刻与总部联系。”
    就这样，贺龙率领三五八旅开进了管涔山区，在这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上点燃了熊熊的抗日烽火，建立了抗日战争中一块主要的根据地。他自己因此而同这块贫瘠的黄土地结下了难解之缘。
    晋西北这块抗日根据地地盘不大。它东至同蒲铁路，北到长城，南抵汾离公路，西邻黄河，南北长约二百七十公里，东西宽仅一百六十公里，人口仅一百几十万，而且地瘠民贫，是山西有名的贫困地带。不仅如此，其政治环境在1942年以前是很不好的。阎锡山这个山西的土皇帝，并不愿意将晋西北这块贫穷的土地拱手让给共产党。在这个区域里，他放了三个军一个师；县以上政权都掌握在他手中，只有两个行政专员是秘密的共产党员，可以通过他们撤换某些县长，改造某些政权。只有抗日的群众团体站在共产党一边，总的来说，晋西北的政权在阎锡山操纵之中。1939年初，阎锡山撤掉了这两个专员，情况就更复杂了。
    毛泽东划给贺龙的，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给贺龙带来了成功的喜悦，也带来了不少烦恼。
    进入晋西北的最初岁月里，贺龙着力进行了几件事：
    第一件是打击日寇，大闹“天宫”，配合正面战场。他指挥了雁门关南北的游击战，有声有色，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忻口战役。
    第二件是“招兵买马”，扩大八路军。他认为，抗日没有兵怎么行？蒋介石只允许八路军三个师编成“二二制”，是其限制八路军发展的一种手段。我决不能听他随便摆布。毛泽东不是说过要“独立自主”吗？当然也应当包括这一方面。因此，一过黄河，他就指派一些得力的干部远出“招兵买马”。领星银、彭德大到了序县，刘导生、陈宗尧到了河北平山县。到了1939年初，他们就各自组织了一个团。一二０师军政委员会讨论怎样才能在晋西北站稳脚跟时，贺龙又建议，派出工作组到管涔山区各县去发动群众，组织抗日群众武装，为八路军“招兵买马”。关向应、甘测淇率领的地方工作团分赴各地开展群众工作，贺龙、关向应为他们规定的三项任务中，第一项就是宣传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这些工作组，在短短二十天里，就组织起了五千六百余人的抗日队伍。太原失陷以后，毛泽东指出华北正规战争阶段结束，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阶段开始。贺龙抓住时机，把在各地建立的抗日武装编入了一二０师序列，使一二０师扩大为两个三团制的旅，五个直属团队，二个直属营。全师从渡黄河入晋时的八千二百二十七人，发展到了二万九千一百六十二人，扩大了三倍多。
    然而，贺龙没有料到，他为抗日“招兵买马”竟然会给他招来一些意想不到的烦恼。
    第三件是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在晋西北有着特殊的意义。晋西北国共两党的军队同处一地，彼此都要扩大自己的力量，因此，摩擦时有发生。贺龙来到晋西北以后，一直按照洛川会议确定的原则积极贯彻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国民党军共同抗日。在日军进攻太原时，傅作义的三十五军损失很大，一个军仅剩几千人。为了团结友军，贺龙批准将八路军工作队收容的散兵和部分参军青年约三千人输送给了他。在对日作战中，贺龙总是主动拜会国民党军将领，力争与他们共同抗日，协同作战。
    1938年3月，日军向晋西北大举进攻，连夺七城。贺龙率一二０师主力从同蒲铁路匆匆赶到晋西北腹地岚县。他想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想方设法集中国共两党军队，共同作战。有人认为，日本人进攻时，除了傅作义将军在方山、娄烦一带稍作抵抗外，其他国民党军都避而不战；国民党政权的县长、乡长、区长，不顾百姓的死活，纷纷脚底擦油，格之大吉。对于这样的军队，我们”还跟他们协同什么？贺龙却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对于友军应当主动团结。他们不想打，要想办法把他们拖上战场。两个人的力量总比一个人大。这也是统一战线问题。他说：“我们主张联合旧军（指阎锡山的部队）一起来打，他不干，就拉起他们来打。我们要把赵承绶、郭载阳统一过来。”赵承缤是国民党军骑一军军长，郭载阳，又叫郭宗汾，是步兵七十一师师长。他们都驻在晋西北腹地。贺龙亲自登门拜访，先我郭载阳。
    贺龙对他说：“这次我们一起来打，我推赵军长当总指挥，你看如何？”
    郭载阳却诉苦说：“贺师长，你看，我的一个师连自己的一个炮兵营都不能掩护，我怎么打？”
    贺龙又跑到静乐拜会赵承缓。他是阎锡山的一员大将。一见面，赵承绶便向贺龙作揖说：“啊呀，贺师长，你可回来了。你们再不回来，我也要走了。”
    贺龙笑着说：“军座，你不要走。你当总指挥，我们一起来打。我看，有一个月的功夫，我们就可以收复失地了。”
    赵承绶却推却说：“贺师长，我一百个骑兵，只能抽出三十个人去打仗，要七十个人看马，我怎么去打？”
    贺龙说：“军座，我们都驻在晋西北，这个时候，可要同舟共济啊！不能一走了之。”
    最后，赵承绶算是被说服了。他再去说服郭载阳，大家商量了一个互相协同作战的计划。那知，他们根本无心抗日。战端一开，郭载阳一兵未发，赵承绶只派了两个山炮连，带了两门山炮来配合一二０师。这使贺龙非常窝火。八路军只好自己独立担负起这一战役的作战任务了。
    更使贺龙恼怒的是，战役胜利以后发生的事。
    1937年12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王明归国以后，中共中央召开了一个政治局会议，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十二月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他说：“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以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他批评洛川会议过分强调了独立自主。他说：“过去提出国民党是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要动员广大人民来帮助抗战，不要提得这样尖锐，使人害怕。”王明的这种投降主义路线虽然没有在全党占据主导地位，但在晋西北并非毫无影响。收复七城以后，阎锡山利用他在晋西北力量上的优势，加强了同八路军的对抗。他强令收回被他们丢失、后来由八路军、动委会恢复和建立的各县政权；不准八路军在晋西北筹粮筹款。晋西北地区的抗日统一战线面临挑战。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王明思想的影响，有人幻想用迁就、让步的办法来维护统一战线。贺龙对此不能容忍。他尖锐地批评说：“这叫什么‘统一战线’？乱弹琴。这明明是捆住自己的手脚，让人家把你摘掉嘛！”
    1938年7月7日，国民党岚县县长主持召开纪念抗日战争一周年大会。国共双方都参加了会议。贺龙在会上大义凛然地对国民党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他说：“八路军要抗日，要打仗，不筹粮不筹款不征兵，那怎么行2难道要饿死八路军，困死八路军吗？”
    关于这件事，贺龙后来回忆说：“他们上去一讲就变了，说什么春耕忙啦，粮食没啦，军队不要随便筹粮筹款啦，要吃饭就得拿钱买啦，不讲抗日。我问群众，抗日要不要吃饭？群众说，要吃饭。没钱怎么办？体政府解决。吃了饭要去抗日；不抗日，没饭吃。我越讲越有劲。肖克扯我衣服，也没理，还是讲我的。”他历来主张在统一战线问题上，遇有矛盾，特别是对方的无理摩擦，必须进行严肃的斗争。他针对国民党不准八路军筹粮筹款的批评，正是力图排除妨碍统一战线巩固的顽固势力的一种斗争。
    然而，始料不及的是，在共产党内，有人对贺龙“招兵买马”，扩大抗日力量，坚持独立自主，进行原则斗争产生了误解。他们认为，贺龙的这种态度会损害同国民党的关系，损害统一战线，批评他在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把统一战线骂坏了”，不能这样尖锐，于是，有人便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反映他们的意见，并且建议将贺龙调出一二０师，去中央党校学习。
    这件事，使贺龙极为烦恼。他不明白，自己的同志为什么不同意他的做法。毛泽东在1937年11月13日，即太原失陷后给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电报中明明白白地写着：“发动群众，收编演军，扩大自己”，我主张“招兵买马”有什么错？在哪一点上妨碍了统一战线？洛川会议上，毛泽东说过，在统一战线中，有一个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片面抗战的问题。我批评他们不抗日，不准八路军筹粮，正是为了把他们提高到全面抗战的高度，错在何方？难道只有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脚，一切听阎锡山摆布，才算统一战线，那样，我贺龙决不干。
    关向应是个很精细的人，对于某些同志的“意见”，他思之再三，认为并不妥当，便赶到延安，向毛泽东请示。
    毛泽东当然看到了那封信，他就这件事同关向应谈了话，批评了信上的错误看法。他对关向应说：“二方面军准是旗帜？是贺龙。”“贺龙同志有三条嘛，一、对敌斗争坚决；二、对党忠诚；三、联系群众。”
    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但在贺龙心灵上难免造成某种苦涩。他弄不懂，自己积极抗日，为什么又反他的“军阀主义”？又会有人向中央告他的状？这块阴影，直到1942年整风运动讨论党内若干历史问题后才彻底摆脱。不过，这件事以后，他对毛泽东更加敬佩。对毛泽东的指示，执行起来忠贞不二，连讲话的称谓也变成“毛大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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