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胜利了，一个时代结束了。贺龙和任弼时来到保安。他们要在这里会见毛泽东。
    1936年11月的一天，黄土高原天高云淡。毛泽东在一间窑洞里会见了二、四方面军的部分领导人。这年，毛泽东四十三岁，雄姿英发，侃侃而谈。那一头浓密的长发，使他显露出几分书生气。毛泽东纵论红军长征，谈兴颇浓。谈到二、六军团长征情形时，毛泽东手里习惯地挟着一支香烟，微抬着头，望着贺龙、任弼时，说：
    “你们二、六军团在乌蒙山里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让你们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是付出了大代价的幄。二、六军团却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人，走过来还是一万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习。”
    毛泽东的话没有错。
    二、六军团从桑植刘家坪出发，进行长征，共有一万七千余人。经过历时一年，转战湘、黔、滇、康、川、青、甘、陕八省，在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时，全军尚有一万一千人。长征是一次不得已而为之的战略退却，各路红军都有很大损失。红一方面军仅湘江之战，即由八万六千人锐减到三万人；红四方面军在南下川康中，由八万人减到了四万人。红二、六军团在万里长征中也付出了巨大代价，共减员约一万数千人，但能一面战斗一面补充，基本上保持了原有的兵力。无怪乎毛泽东要说这是个“奇迹”。当然，这个奇迹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1936年11月30日，任弼时在《关于二、六军团长征的总结与二方面军发展前途及目前任务报告大纲》中总结说：“红二方面军所以能够取得长征的胜利，是因为，广大指战员英勇果敢，艰苦奋斗；发扬了指挥员的组织指挥能力和所有指战员政治上的坚定性；正确地执行了党中央及军委的政治及军事路线；全国红军革命力量的配合与广大群众的拥护。”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长征是一场战争，一场在退却中求生存的战争，这就和指挥战争的主要指挥员的“组织指挥能力”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不论是湘江之战，还是南下川康，之所以损失巨大，无疑与战争指挥者的决策和用兵有关，因此，谈论二、六军团的“奇迹”，就无法避开担任主要指挥员的贺龙的指挥艺术了。
    一些经历过长征的老同志，一谈起长征来，都津津乐道于贺龙在长征中的三次“神来之笔”。
    所谓“神来之笔”，指的是贺龙决策和用兵之神妙。第一次，是欲入贵州，而先进湘中；第二次，是到乌蒙山去打转转；第三次，是佯攻昆明，巧渡金沙江。
    下面，就来摆一摆这三次“神来之笔”的“龙门阵”，看一看，“神”在何处？
    1936年9月，蒋介石调集了他的嫡系、半摘系的中央军和湘鄂两省地方军一百三十多个团，“围剿”湘鄂川黔根据地。他们不采用通常使用的那种长驱直入、急进猛追的办法，而改为逐段修筑碉堡，交替稳步前进的堡垒战术。他们日进三、五里，边筑堡，边推进，企图逐步压缩对红二、六军团的包围，把长江以南唯一的一支主力红军消灭掉。
    在敌人这种步步为营，处处筑堡的进攻下，湘鄂川黔根据地的面积日益缩小，情况十分严峻。
    10月中旬，中共湘鄂川黔边省委和中革军委分会在桑植刘家坪召开联席会议，讨论行动方针。会上摆出了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一是突围转移到黔东的石吁、镇远、黄平地区，在广大无堡垒地带与敌人周旋；二是突围后，按照朱德、张国焘的电报，在苏区附近活动。这里有一点要写明白。1935年7月至8月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中共中央曾对电台的配置作了调整。负责中革军委与红二、六军团联络的电台，残往红军总部。二、六军团因之与中央军委失去了电报联系。在9月间，六军团电台突然收到了中革军委电台的联络信号。任弼时当即致电周恩来：“你们现在何处？久失联络，请来电对此间省委委员姓名说明，以证明我们的关系。”第二天，收到了朱德，张国焘共同签署的回电：“二十九日来电收到，你们省委弼时同志书记，贺龙、夏曦、关向应，肖克、王震等委员。一、四方面军6月在懋功会合行动，中央任国焘为总政委。”二、六军团领导人还不知道，因为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中共中央已率一、三军团北上。中革军委电台已在张国焘控制之中，所以，电讯联络恢复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里，二、六军团发给中央的电报，包括关于部队行动方针的请示报告，都未发到中央，而拍发到了朱德、张国焘这里。
    大家分析认为，敌人的一百三十个团已完成了对苏区四周的封锁。苏区虽经一年多的建设，但地主武装和土匪并未彻底消灭，群众发动得也不充分，总的来说，后方是不巩固的。苏区面积不大，东有洞庭湖，北有长江，南为流水，渔水，西边是大山区，不利于大兵团机动，而且，由于敌人的压迫，本来不大的地区已愈来愈小，兵员、物资尤其是粮食的补充十分困难。红一方面军已渡江北上，四方面军也退到了川康边境，二、六军团在长江以南是一支孤军，在现地域内，根本无法粉碎敌人的“围剿”，也不能按朱、张意见在苏区周边活动，因为，敌人进入苏区后，便会逐段修筑碉堡，然后，依托他们的碉堡阵地返回来“清剿”苏区周边地区。红军突围后，如不远去，必然陷入困境，因此，会议决定，主力移出苏区，实行战略转移，突围远征，去贵州的石吁，镇远、黄平地区。
    贺龙在刘家坪红二军团长征动员大会上讲话说：“现在，我们二军团已经有了三个师八个团，六军团也建立了十六师，两个军团有一万七千人，而且个个都是能征惯战的好汉子。这比我们刚刚会师的时候，扩大了一倍多。蒋介石搞了一百三十个团来围攻我们。他们修筑碉堡，步步为营，我们活动的地盘越来越小。我们苏区建设了一年多，人民群众尽了最大努力，支援红军，可是，这里山多，田少，加上敌人烧杀抢掠，那还能养得起我们两万人的红军？人要吃饭，马要吃料，可是老天爷长不出那么多粮食，所以，我们只能转移到外线去，抛开这一大帮子乌龟壳子。外边地方大着呢！我们可以行动自如呀！”
    但是，要跳出这一百三十多个团的包围，转到黔东去，谈何容易。怎么办呢？在军分会会议上，任弼时让贺龙拿个主意。贺龙想了想说：
    “怎么走？我们突围之后直奔贵州？那样，蒋介石围攻我们的几十万大军便会盯住我们不放。屁股后头跟着十几万敌人，那可是很不舒服的喽！你打又打不过，摆脱又摆脱不掉，我们就会处于被动局面之中，这不是好办法步。”
    大家认为贺龙的分析很有道理。关向应问道：“老贺，你有什么办法？”
    贺龙沉默了一会，提出了他几天来反夏考虑过的意见：
    “我的意见，我们先到湘中去。那里地区辽阔，物产丰富。到了那里，一则可以补充物资，筹集款项，宣传抗日；二则可以威胁长沙。我们到了湘中，敌人怕我们进攻长沙，就会调兵追到湘中，我们再抛开放人，转入贵州，在敌人部署被打乱后的无计划行动中，取得主动权。”
    大家听了，你一言我一句地议论起来了，最后，一致同意了贺龙的意见。
    肖克说：“你这一步棋蛮鬼嘛！”
    贺龙一笑，说：“兵不厌诈嘛！打仗就要有点儿机灵劲。”
    11月19日，贺龙、任弼时下达了突围的命令。当晚，二、六军团从刘家坪出发，开始战略转移。
    第二天，二、六军团突破敌人的灌水防线。第四天，突破沉水封锁，简而言之，从11月23日到28日，二、六军团分别占领了辰溪，浦市、淑浦，新化、兰田和湘中著名的锡矿山，控制了湖南中都不少地区。
    贺龙对任弼时、关向应说：“敌人现在被我们弄蒙了，还来不及追过来。我们有时间在这个地区展开活动。两位是主角，就看你们唱戏喽！”
    任弼时笑着说：“也有你的份嘛！你想偷懒？”
    贺龙拱拱手，说：“贺龙不敢，请政委吩咐。”
    唱戏？唱什么戏？一是要大张旗鼓地宣传抗日。早在8月间，湘鄂川黔省委就接到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统一战线和抗日救国的指示。8月26日，贺龙、任弼时，肖克、关向应、王震、张子意共同签署了一个《号召全国民众保卫中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打倒卖国罪魁蒋介石的宣言》，现在可以开展这方面的宣传、组织活动了；二是要积极筹粮筹款、筹措物资，扩大红军。
    他们的“戏”唱得很好。在此期间，建立了抗日游击队、抗日大同盟、抗日义勇军等三十八支抗日武装，有三千多名青年参加了红军。在筹粮筹款筹措物资方面，成绩显著，仅款项就筹措到数十万银元。
    红军在湘中频传捷报的时候，贺龙自己也添了喜讯：夫人骞先任生了一个女儿。
    1929年，贺龙在湘鄂边创建根据地时，夫人向元姑病逝，王琳和女儿贺金莲下落不明，生死未卜。这年9月，他和红四军军部军政训练班的教员骞先任结婚。现在，他们的女儿出世了，应该给她取个名字呀！有人说，等总指挥从前方回来再说。红六军团政委王震说：“等胡子回来？你知道等到什么时候？我说，红军在湘中打了胜仗，她是在捷报声中出生的。我看，就叫捷生吧！”
    贺捷生在战火中诞生，襁褓中参加了长征，但是，谁又能料到，后来，她却经历坎坷，受过不少苦难。现在，她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位女将军。
    蒋介石当然不是傻瓜。他看到围歼红军于龙山、永顺、桑植之间的计划破产了，红军现已挥兵沉江，长沙告急，便立即改变部署：以樊嵩甫纵队的四个师和李觉纵队的三个师为主，组成“追剿军”，由何键当总司令，“追剿”红二、六军团；陶广纵队三个师和郭汝栋纵队八个团开抵沉江西岸，负责堵截；汤恩伯纵队二个师防守长沙。蒋介石妄想把红军消灭在流水和资水之间。
    根据这一情况，贺龙召开军分会会议。他在会上说：“敌人追来了，我们怎么办？大家有何高见？”
    有人提议说：“按原计划，向黔东转移，不跟他们纠缠。朱总司令、张总政委不是有个电报让我们首先向东南，再求西进吗？”
    于是，大家围绕朱、张电报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最后，贺龙发言说：“湘中八天，我们得到了休整，开展了工作，装备、物资都比过去充实了。敌人追来想吃掉我们，可没有那么容易。我看，我们是不是再把樊嵩甫和李觉拖一阵子。不是说先东后西嘛！我说，咱们来个声东击西，兵分两路向东边去兜个大圈子，造成东渡资水的形势，索性把何键这十几万人吸引过来，让他跟在我们屁股后边追；追得他人困马乏，筋疲力尽。有机会，还可以敲掉他一碗子，没得机会，掉头向北，去石吁。总而言之，不能让敌人搞清我们西去的意图。不过，我们也得辛苦点，脚板子要吃些苦头喽！”
    任弼时一听，拍一下大腿，站起来说：“好，就按老贺的计划，我们来个声东击西，把他们拖个半死！”
    12月11日，两军团从淑浦，带出发，兵分两路，连续九天向东南方向急进。何键果然以为红军要过资江，命令他的部队穷追不舍。桂系军队怕红军进入广西，也开始北调。
    在瓦屋塘与陶广纵队打了一仗以后，贺龙、任弼时突然下令：南取武阳，经过陶广纵队，渡巫水北进！
    时值隆冬，大雪纷飞。红军在遂宁、洪江间用竹筏渡过巫水，向北进入高寒山区。这里山高岭险，海拔部在一千至一千五百米左右，气候寒冷。红军忍受寒冷和饥饿的威胁，沿崎岖山路，昼夜兼程，在江西街和托口两处再次抢渡流水，到达主江冷水铺一带。这时，红军已把数路追兵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二、六军团在这里安安稳稳地渡过了1936年的新年。
    l月9日，贺龙、任弼时率二、六军团按预定计划到达贵州石吁地区。
    这是贺龙的第一次“神来之军”。“神”就神在声东击西上。他们是要西去贵州，却东向湘中，完全打乱了蒋介石的“围剿”计划，陷入被动，还弄不清贺龙到底想兵进何处。要说鬼，也真有点子鬼得难以捉摸。
    石汗地区地瘠民贫，严重缺粮，地形也不利于打运动战。1936年2月2日，贺龙挥兵黔西。他指挥两军团巧渡鸭地河，占领黔西、大定、毕节三个县城及其周围地区。在这里展开了建立根据地的工作。贺龙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在这一地区建立了九十个乡、镇、村苏维埃政权，并吸收了五千多新兵。长征四个月来，红军天天行军打仗，与敌周旋，在这里，才得到了一次较长时间的休整。
    小小的毕节城，住着一位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他叫周素园，五十七岁，清末秀才，是辛亥革命时期贵州反清举义的领导人，担任过贵州军政府行政总理、云贵川总司令部秘书长。1925年退出军界。在西南地区有很高的声望。红军来毕节前，国民党政府专员莫雄专程拜访周素园，劝他跟其一起逃走。
    周素园说：“我不走。要走，你就撤走算了，不要跟红军为难。何况，你们也打不赢红军。贺龙是一员虎将，你莫去拿鸡蛋往石头上碰。”
    红六军团占领毕节后，有的红军干部到周素园家里去。出乎意料，这位当过大官的人，居然没有多少家产，却有相当多的书。他们惊奇地发现，在众多的书中，还有国民党明令禁止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有的已被这位老先生批注得密密麻麻。他们很纳闷，告诉了政委王震。王震听了，邀请了已担任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的夏曦同去拜访。
    寒喧之后，王震问道。“周老先生，你当过大官呐，红军来了，你为什么不走？”
    周素园微微一笑，回答说：“我当过大官；可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又没发过不义之财，没得什么家产，两袖清风，我怕什么？何必跑呢！”
    王震又问：“你怎么还有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呀？”
    “孙中山革命失败了，如今的中国乱成了这个样子，我总该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吧？”周素园回答说：“你大概不相信吧？我研究马克思的学说足足有十年了。我看，马克思讲得是对的，我相信他的理论。可惜人老了，只能是纸上谈兵喽！”
    夏曦问道：“周老先生，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啊！现在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是抗日反蒋，不知老先生赞成不赞成？”
    周素园说：“当然赞成！我完全赞成！”
    王震、夏曦十分感动，把周素园的情况向贺龙作了汇报，并建议说：“总指挥，把他请出来，怎么样？”
    贺龙说：“对，王胡子，不清这样的人出来，我们清谁？我去请。”
    周素园真的被贺龙请出来了，当了贵州救国军总司令员。这位老先生一出任，立刻团结了一些上层开明人士，工作很有成效。
    周素园同云南的一些头面人物是很熟悉的。贺龙、任弼时请他给云南的龙云、孙渡写信。老先生欣然同意。他在给孙渡的信中说：“蒋介石派中央军嫡系万耀煌，樊嵩甫等进入云南、贵州来打红军，也叫你们打红军。红军是那么好打的吗？退一步说，即使你们把红军打败了，也是两败俱伤。万、樊将挟天子以令诸侯，那时的云南，还会是你们的。假道灭貌，史有明鉴。”后来，孙渡在威宁按兵不动，使红军可以侧重对付东面的敌人，不能不说是这封信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红军撤离毕节时，贺龙对任弼时说：“周素园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跟我们一道长征，他是受不了的。这位先生为人刚正，影响又大，让他留在毕节也不合适。我看可以请他转到香港去，为我们党做些统一战线工作，发挥他的长处。”任弼时认为贺龙想得周到，表示赞同。贺龙便派人向周素园转达了他们的意见，并给他送去一批黄金和银元，作为他到香港之后的生活费用。
    周素园甚为感动，老泪纵横。他说：“我在黑暗的社会里摸索了几十年，想为中国作些贡献，但是到处碰壁。现在我参加了红军，才看到了光明。请告诉贺龙同志和其他首长，谢谢他们对我的关心。我周素园就是死，也要死在红军里头。”
    贺龙知道以后，高跷大姆指说：“好啊！有骨气，我佩服，我赞成这样的人。就是拿出十八个人不去打仗，专门照顾他，我也要抬着他长征。我就同他同生死，共患难喽！”
    周素园跟随红军长征到了陕北。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高级参议。1938年，因年老体弱，返回了原籍。全国解放后，曾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毛泽东在延安曾多次与他畅谈，称他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同志。”
    红军在黔、大、毕地区搞得如此红火，蒋介石怎能听之任之。他从南京飞抵贵阳，部署“围剿”。他下令贵阳行营主任顾祝同指挥五个纵队进攻二、六军团，郭思演、孙渡两个纵队从东西两面防堵，川军杨森、李家钰沿长江布防，阻止红军北上。
    大军压境，来势汹汹，怎么对付？中共川滇黔省委和军分会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对策。大家认为，红军在黔、大，毕地区虽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但并未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未消灭其有生力量。目前，东面敌人已占领黔西、大定，三路敌人靠拢，紧逼毕节。敌人总兵力已达一百二十个团，我军处于不利形势之下，因此，会议决定主动撤离毕节。可是，向何处撤退呢？因为不久前朱德、张国焘曾来电报指示说：“1．目前时局将有大变动，日在华北将努力夺取北端五省；上你们即可单独行动，暂不宜渡江，即在黔、滇、川、湘、鄂广大地区作运动战，建立你们的新根据地。”所以，大部分人主张转在黔南安顺地区，建立临时根据地，以观时局，如有大变动，再东进湘黔边境。这样，二、六军团便于2月27日退出毕节，进入乌蒙山区。
    乌蒙山南北走向，纵越云贵西省，平均海拔二千公尺，山高谷深，人烟稀少，气候恶劣，且多瘴疫。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与敌周旋，其困难是可以想见的。顾祝同见红军进入乌蒙山，立即调动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三个纵队从东面追击二、六军团；李觉、郭汝栋二个纵队阻止红军从乌蒙山南出；云南军阀龙云，既怕红军西人云南，又怕蒋介石“假道灭(豸虎)”，为保云南，他将孙渡纵队全部放在昭通、咸宁地区，以逼迫红军北走四川；四川军阀呢？也怕红军入川，于是，将杨森，李家钰等十几团在川南沿江布防。
    在这样的形势下，红军进入乌蒙山以后向何方行动？贺龙说：“怎么行动？先在山里打转转，看情况再说，先想法子南去安顺，如果不行，干脆向西，把敌人尽量往西调，我们再往南去。”
    然而，敌人也不是吃素的。李觉很快堵死了南进安顺的道路，跟在红军后面的樊嵩甫的先头部队竟前出到了二、六军团的左前方。贺龙说：“南下不行了，向西有孙渡，我们走西北，那里的川军远在金沙江，还来不及过来。想办法把追我们的几个纵队往西北方向调，看看能不能敞开南面或东面的道路。”
    红军向西北方向一动，顾祝同误认为红军要过金沙江。他命令万耀煌，樊嵩甫、郝梦龄三个纵队转向西北。看准这个机会，贺龙马上指挥二、六军团东向镇雄，希望从这里脱出敌人的包围。红军从西北突然东去，顾祝同以为红军被追得筋疲力尽，走投无路，开始瞎闯了。他命令尾追的三个纵队全部东进。当贺龙从敌人的两名逃兵中得知万耀煌亲率其十三师从章坝向镇雄连来时，他当机立断，来了一个大杀回马枪。他命令红六师十一、十二团到章坝迎敌，要求他们拉得猛，打得狠，把敌人打乱。“逃跑”的红军突然杀了回来，而且一下子冲进了万耀煌的司令部。这是这位纵队司令万万没有想到的。他的部队一下子被打乱了，几乎失去了控制。万耀煌自己在溃乱中只身逃脱，免于一死。郝梦龄纵队拼命赶来援救，贺龙立即命令二、六军团向前急进，摆脱敌人。
    就这样，贺龙指挥二、六军团在乌蒙山中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南，一会儿又向西北，拖着敌人辗转手里，搞得顾祝同蒙头转向，拖得万、樊、郝三个纵队疲惫不堪。
    但是，这种整天有一百几十个团跟在后面的大回旋战，是一种在被动中求主动的仗，打起来非常艰苦，尤其在贵州这样的高寒山区。贺龙的脚板底上裂了一寸多长的口子，露出渗血的嫩肉，每迈一步，疼得全身发抖。一到休息，他就坐在山坡石头上，给伤裂的脚板挂些油，用火来烧牛伤口，痛得他脸色发白，满头大汗，但他紧咬牙关，一声不响。后来，油用完了，就直接去烧伤口。你想，一个全军的最高指挥官尚且如此，其他指战员的艰难困苦就可想而知了。
    人有旦夕祸福。偏偏在这个时候，任弼时的肺病犯了。贺龙很着急，他把红二军团的卫生部长、有关的医生、护土还有副官都找来了，十分严肃地说：“你们要照顾好任政委呀！你们晓得，不是他带着六军团，带着电台，冲破敌人封锁来和我们会合，想想嘛，我们就是离群的孤雁啊！大家一定要照顾好他，他是有水平，有正义感的中央代表啊！”
    卫生部长说：“你放心吧，我们一定照顾好任政委。”
    贺龙点头说：“那就好，我是怕你们马马虎虎出了毛病。”
    其实，他还是放不下心。有时，总跟在任弼时的担架旁，拄着一根木棍，摇摇晃晃地走着，还不时给任弼时讲点子笑话，好象他自己什么事也没有，其实，他的脚正在流血。
    夏曦就是在这一次大回旋战中，溺水牺牲的。
    一天，贺龙召开了军分会会议。贺龙在会上说：一我们的情况不妙啊！后面的郝梦龄、万耀煌跟得紧，南面的李觉也赶了过来，北面的樊嵩甫正在向这边靠拢。在乌蒙山，敌人越聚越多，包围越来越紧。我们的部队已经非常疲劳，不过，敌人的情况更不妙。他们从湖南、湖北、四川过来，让我们拖起跑，罪受得比我们多。他们又只听顾祝同一人的，行动常常不一致。现在敌人主力大部分被调动到我们的北面和东面去了。顾祝同还以为我们快垮了，有点骄傲了。我看，时候到了，应当从敌人的空隙中钻出去了。要迅雷不及掩耳，跳出包围圈，把他们留在乌蒙山。我们尽快进入云南，桶一捅龙云这个马蜂窝。”
    大家同意贺龙的意见，经过讨论，决定从郭汝栋和樊嵩甫两个纵队的接合部向西北方向突围。贺龙强调，他们的接合部虽是个薄弱点，但也要十分小心，秘密突围。根据贺龙的命令，各部队马裹蹄，人衔枚，从郭、樊两纵队的夹缝中，突然跳出包围圈，兼程急进，在昭通、威宁之间，穿过孙渡的防线，直奔滇东，使顾视同指挥的那几个纵队在乌蒙山中白白地疲于奔命了一个来月，一无所获。
    乌蒙一月，是二、六军团离开湘鄂川黔根据地以来，处境最危险的一次，许多老同志事后想起来都有些后怕，但是，却在贺龙、任弼时他们出神入化的指挥下，硬是将十几万紧迫不舍的敌人远远甩开，化险为夷，二、六军团依然保持着他的完整性。这的确是指挥上的又一次“神来之笔”，无怪乎毛泽东要大加赞赏。
    1936年3月，二、六军团在盘县、亦资孔地区进行了休整。朱德，张国焘两次来电报，要求二、六军团北渡金沙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因此，军分会经过慎重研究，决定经普渡河在元谋渡江，而后沿华坪、永北北进。万一过不了金沙江，可向澜沧江方向游击。
    肖克对于决定渡江北上的情况回忆说：“这时我们对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张国焘闹分裂及中央的情况，一点也不知道。当时我们还想在滇黔边站住脚，虽然查明来包围这地区的敌人比进攻黔西、大定、毕节地区少了，但也还在五十个团以上。时间久了，敌情也可以变化，是否能站得住，是个未知数。总司令部要我们北上抗日，找们从当时整个国内形势看，认为北上抗日是大势所趋，经军分会的考虑，决定执行总司令部的指示，与四方面军会师，北上抗日。”
    3月五日，二、六军团开始行动。他们冲破滇军防线向普渡河急进。
    这时，蒋介石组织了一个滇黔“剿匪”军总司令部，由龙云当总司令，并命令滇军迅速组织追击堵截，樊嵩甫、李觉、郭汝栋三个蒋介石的嫡系纵队也向滇东追击。顾祝同飞往昆明，代表蒋介石督战。
    4月6日，二军红六师攻占寻甸。在昆明的龙云认为，二、六军团可能沿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从元谋渡金按江，因此，他急令其近卫第一、第二团，工兵大队和警卫营从昆明赶到普渡河铁索桥两侧防堵；命令孙渡纵队加快追击二、六军团的速度，将红军阻止在普渡河东岸。孙渡受命后，即分两路尾追红军，并与张冲混成旅相配合，形成对红军的夹击。滇军倾巢而出，加上蒋介石的三个纵队，二、六军团要在元谋渡江，困难很大。
    怎样才能渡过金沙江呢？贺龙、任弼时、关向应、肖克、王震聚在一起研究对策，他们认为，当务之急在于能否甩开滇军主力，争取几天机动时间，这是渡江的一个重要问题。对此，贺龙提出，在蒋介石的三个纵队追到之前，佯攻昆明，以甩掉滇军主力，此乃上策。贺龙说：“现在有一个渡江的重要问题，就是怎样抢在樊嵩甫、李觉、郭汝栋围拢上来之前，甩开滇军主力，争取几天机动时间。龙云把老本都掏出来了，把牌押在普渡河，他那个省会昆明成了空城。他要唱空城计。我们不是司马懿，没那么胆子小。我看，我们就打昆明。龙云，还有那个顾祝同，准会吓得魂灵出窍，把兵调回昆明。这时候，我们一掉头向西，就能甩掉滇军，起码争取到三天、五天机动时间。这样，我们可以到石鼓、丽江去过金沙江。江是死的，人是活的，何必一定到元谋去渡江呢？天下地方大得很，我们走我们的，不跟他纠缠。”
    贺龙这个大胆而巧妙的计划，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于是，详攻昆明的方案就决定了。
    说打就打。第二天，二、六军团掉头南下，穿过孙渡、张冲两部之间的间隙，向昆明扑去。当天，先头部队红二军团六师十八团突然出现在昆明以北地区，并派小部队前出距昆明十五公里之处。第三天，两军团全部进入距昆明二十公里的富民城，摆出一副即将攻打昆明的架势。
    这可吓坏了顾祝同与龙云。龙云更是惊恐万分。这是他的老窝，要是被红军占领了，他便什么都没有了。昆明全市紧急戒严。龙云一方面把军官学校的学生拉出来守城，一面发出十万火急的电报，催孙渡、张冲回援昆明。
    滇军急如星火朝昆明赶来。贺龙却指挥二、六军团突然转向滇西，完全甩掉了滇军，使敌人完全陷入了被动应付的局面。
    贺龙指挥二、六军团分两路西进，日行百里。这些地方没有敌人的正规军，只有民团，红军势如破竹，几乎每天占领一座县城，横扫滇西。4月17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电告朱德、张国焘说：“我们决定采取鹤庆、丽江中间路线前进。现我们已抵镇南，姚安之线，估计七天到十天迟到两星期可赶到金沙江边。”直到这时，敌人才发觉上了贺龙的大当，再拼命也赶不上了，急得顾祝同操着一口涟水话直骂娘。
    25日，红军前卫部队到达石鼓，两军团全部人马也陆续到达。石鼓，是金沙江上游的重要渡口，也是通往康藏地区的重要门户。金沙江由北向南湍湍而下。二、六军团前卫部队在这里找到了七只船，自制了不少竹筏、木排，动员了二十八个船工，开辟了五个渡河点。从25日夜里开始，到28日黄昏，两军团一万七千人全部渡过金沙江。
    追赶红军最快的滇军刘正富旅匆匆忙忙赶到金沙江边，这里已是空无一人，只有一条醒目的大幅标语“来时接到宣威城，走时送到石鼓镇，费心，费心，请回，请回！”刘正富仰天长叹，啼笑皆非。
    洋攻昆明，大获成功。朱德、张国焘致电贺龙、任弼时说：“金江既渡，会师有期，捷报传来，全军欢跃，谨向横扫湘黔滇万里转战的红二、六军团致以热烈的祝贺和革命敬礼。”
    二、六军团的长征的确是胜利的长征。毛泽东“是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习”乃肺腑之言，决非客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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