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剩了九十一个人，在湘鄂边的国民党当局看来，红四军已是不足为惧的“流寇”了，最多是一条翻不起大浪的小泥鳅而已。但是，他们哪里知道，这支不足一个连的小小红军，留下来的，都是一些心甘情愿为工农翻身解放而贡献一切的特殊性格的人。他们自动降职，重新组合。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连、营长，当了班、排长；大革命时期当过县委书记的老党员，当了班长、战士，每个班都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而且，形成了强有力的党的核心领导——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书记是贺龙，委员有陈协平，又叫叶乎，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曾任湘西特委宣传部长；张一鸣，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曾任湘西特委委员、慈利党组织负责人；李良耀，曾任石首中心县委宣传部长、桑植县委书记；汪毅夫，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曾任临澧县委书记；罗统一，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代理团长、中共湘鄂西前委委员。请看，六个前委委员，大革命时期的老党员占了四人，南昌起义时入党的两人，都是经历了阶级斗争暴风骤雨的千磨万击的人。他们个个信念坚定，意志坚强，刻苦耐劳，机敏过人。由这样一些人组成的队伍，别看他们人数少，物质基础差，少吃缺穿，只有七十二条枪，但是，他们的精神力量却是巨大的，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人的素质很高。贺龙要率领这样一批人，重重奋起，在湘鄂西掀起一场场红色的革命风暴。
    过了一个月，贺龙带领这九十一个人下山了。
    贺龙胆大心细，谋多智机，打起仗来，常常出人意料，所以，有人说，贺龙打仗真邪！
    利川县有个汪家营。这里驻有国民党的一个团防队，一百多人，三四十条枪。团总姓李，是哥老会的首领，在这一带称王称霸，无恶不作，群众恨之入骨。
    贺龙化名王胡子，带着队伍来到这里。还没有到汪家营，这位姓李的团总便派了一个徒弟前来传话，说：“是来投奔大爷的，大爷欢迎；不是的，请赶快走开。”红军战士们心里明白，这是要红军投降的通谍，一个个都在暗暗地准备撕杀，可是，贺龙却满口答应。说：
    “我们正是来给大爷请安道喜的、请老哥回去报个信，说过一会王胡子登门造访。”
    来人高兴地走了。
    有人生气地质问贺龙说：纲测整顿好的队伍，怎么白白送给敌人呢？”
    贺龙什么也没说，眨眨眼，“嘿嘿”一笑。
    知道他心中有计的李良耀警告他说：“胡子，人家人多论多，不好开玩笑的。”
    贺龙笑着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闹革命，就得担点风险呀！”接着，就摆出了他的那套“智取”的办法。大家听了才放心地大笑起来。
    贺龙对大家说：“到什么山，砍什么柴。为了积蓄革命力量，我们不能太老实。该用计就得用计。只要大家拿出点办法来迷惑对方，就能成功。我们有九十一个人，七十来条枪，只要事先不露声色，这个计划是可以实现的。”
    于是，大家又凑在一起详细地研究了一番。
    他们走到镇口，就听见三声炮响，一队人手持长枪涌了过来。
    一个袍哥上前抱拳说：“各位，大爷有请。”
    贺龙镇静地带领大家走进了镇子，来到一所大宅子的门前。好家伙，从大门到堂屋，密密麻麻站着两排手握步枪、虎视眈眈的团防队员，真是威风凛凛。
    贺龙小声招呼说：“记住，按计划行事，不要慌，沉住气。进去！”
    他把一半人留在大门外，带着另一半人分成两排，鱼贯而入。走到院子里，贺龙一捅王炳南。王炳南突然大声喊道：
    “既是朋友，何必刀枪相见？”
    坐在堂屋里的老团总只得假意高喊：“贵客来访，谁让你们拿枪的？快给我架起来，两旁侍候。”
    随着一声“请”字，贺龙率领王炳南等几个人跨进了堂屋。其余的人，分两排站在院子里，望着那些架起枪来的兵丁。贺龙按照哥老会的规矩，行礼完毕，拱手坐下。就在这时，王炳南抽出匕首，迅雷不及掩耳，猛刺团总，只听“咕咚”一声，这个作恶多端的家伙栽倒在地。几乎在同时，院里的红军战士，迅速缴下了团丁们的枪。
    贺龙站在廊檐下宣布：“我们是红军，专打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今天是来除掉你们这个团总的，他作的坏事太多了，和你们团丁无关。你们当中，愿意参加红军的，我们欢迎；不愿意的，可以回家，安分守己当老百性。”
    这一次袭击汪家营，红四军又扩大了几十个人。
    在下山的时候，红四军前委就拟订了一个尽力扩大红军、医谋发展的计划。在堰垃，他们已经得知，鹤峰县邬阳关有个叫陈宗渝的共产党员，领导着一支名曰“神兵”的队伍。贺龙决心书他们吸收过来。他在前委会上说：
    “这些‘神兵’大都是一些农民，阶级弟兄。只要用革命的道理启发他们，一定会参加我们的队伍的。何况，领头的听说是个共产党员。”
    因此，下山之前，前委决定派前委委员汪毅夫先行邬阳关，了解情况，进行联络，所以，消灭了汪家营团防队之后，贺龙便率领红四军直奔邬阳关。
    所谓“神兵”，原是湘鄂边一带的贫苦农民用迷信方式组织起来的自卫武装。主要目的，是在这军匪蜂起的乱世保卫自己的家乡。他们平时都是种地的农民，打仗的时候，铜锣一响，集中起来，头上捆红带，身上系红绳，喝了朱砂，整装待发。他们以为，这样就能得到菩萨的保佑，刀枪不入。一声令下，呐喊着蜂拥而上，气势逼人。陈宗渝带领的就是这样一支武装。
    这一带，不少“神兵”都被地主豪绅所控制，成为官府的帮凶。陈宗渝的“神兵”却不同，他们不抢老百姓东西，不杀受苦人，专跟国民党官府作对，在邬阳关一带颇受群众拥护。但是，他孤军奋战，非常困难。只因为邬阳关地势偏僻，远离敌人统治中心，才得已勉强生存，所以，对汪毅夫的到来，十分高兴。陈宗渝说：“我盼望贺军长赶快来，好让这支队伍有个奔头。”
    12月对日，贺龙率红四军到达邬阳关以后，这支有三百来人的“神兵”，便成了红四军的一部分。贺龙不想在红军中保留一支有迷信色彩的队伍。他给陈宗渝的“神兵’大队改名为特科大队，可谓煞费苦心。当然，光改名还不行，还得进行改造。贺龙深入“神兵”大队，耐心地动员他们逐步放弃种种迷信行为。
    他对“神兵”们说：“红布包头要不得啊！你太耀眼，打仗不正好给敌人当靶子吗？朱砂这东西，吃多了，对身体是有伤害的。”
    陈宗渝说：。不让红布包头恐怕不行，是否一律改成青布包头？喝朱砂，军长说不好，我看就喝净水，一样可以借到神力嘛！”
    贺龙知道，这种事是急不得的，也就同意了。
    “神兵”打仗十分勇敢，他们带着长矛大刀，借助所谓“神力”，一窝蜂地吼叫着向敌人扑过去，那股声势十分了得，往往能把敌人威慑住，吓得敌人四散逃跑，有的跪下来磕头投降，但“神兵”们全然不管，照样砍杀。这时候，贺龙便派人跟在后面，高声大喊：“缴枪的不要杀，留下来可以当兵。”
    靠这样一点一滴的工作，几仗打下来，“神兵”们就有了进步。陈宗渝光后担任过红四军第二特科大队大队长、第四团团长等职，1931年10月，在桑植样耳坪战斗中阵亡了。
    中国的政局是很难捉摸的。到了1929年1月中旬，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矛盾加剧，双方都在准备战争，因此，国民党当局将恩施、鹤峰一带的正规军全部调走了，鹤峰县只留下了一百来人的地方武装。贺龙抓住这个机会，乘隙一举夺取了鹤峰县城，击毙了国民党的县长，消灭了一百来个敌人。
    鹤峰城背倚大山，南临一条河，是一个山区小城，冷冷清清。这里盛产红茶，每年红茶出山，才能看到有人做点买卖。但是，对于失败后重新奋起的红四军来说，这是个了不起的胜利：他们终于又有了一个能够落脚的地方了。湘鄂西前委和贺龙在占领鹤峰以后，想的不是喘口气，更不是享受一番，而是马上着手在这里进行建立红色割据的工作。
    l月中旬，他们在县城召开了一个群众大会，成立了鹤峰县苏维埃政府，公布了《苏维埃政纲》、《耕田农有法令》，宣布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焚烧地生田契文约，发动群众，开展打倒土豪劣绅的斗争。中共鹤峰县委也同时成立。到了3月份，农民协会和农民警卫团逐渐建立起来。鹤峰成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湘鄂边建立的第一个苏维埃政权，第一块红色根据地。
    在此期间，从上海派人给贺龙送来了中共中央1928年10月4日写的《中央给贺龙同志的信》。信里传达了中共“六大”精神，赞扬了红四军不屈不挠的英勇奋斗精神，并提出：“你们现在的实力并不很强，而龙兄在那里的目标太大，徒引起敌人联合猛力的向你们进攻。若龙兄仍不脱开，减小目标，这部分实力恐终久不能保存而要被敌消灭。中央现在希望龙兄来中央帮助中央军事工作，务望接信后，即在你们现在的群众中选出一位在群众中有相当信仰能作指挥工作的，代替你的工作，同时，中央可派一军事工作同志来任参谋帮助他们计划一切，龙兄即刻启程前来中央并为至要。”
    “六大”以后的两年，是中国革命从遭受严重挫折到走向复兴的关键时期。中共中央为了保存红军，一度曾主张红军分散活动，要求高级干部离开红军。中央要贺龙回中央工作，正是这一主张的具体体现。这一时期，中共中央的工作实际上主要由周恩来主持。让贺龙去中央帮助军事工作，也许正是周恩来的意见。
    但是，贺龙在湘鄂西地区和红四军中有很高的威望。目前又处于红四军发展的关键时刻，怎么能离得开贺龙呢？也很难找到代替他的人，所以，湘鄂西前委于1929年3月8日回信给中共中央说：“云卿同志因红军无人负责及路途阻隔之故，暂难去中央工作，这并不是云卿不愿意去沪，而是实际的困难。”后来，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中共中央改变了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的主张。
    接到中央来信后，贺龙及前委领导红四军在堰坯、红土坪等地进行整训，传达学习中共“六大”决议，根据红四军中存在的不良倾向，开展了反对军阀主义和“拖队”思想的教育，整顿了党的组织，建立了政治机关，整编了红四军。这时，红四军已达一千余人，枪三百余支，其中包括陈宗渝的“神兵”特科大队。在湘鄂西这个比较落后的地区，要与有严重封建迷信色彩的当地土著武装作斗争，保持这种“神兵”形式的武装，有其特殊的作用。这在红军的建军历史上，也可算是贺龙的一个创举吧！
    在整训以后，贺龙指挥红四军纵横鹤峰全境，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使湘鄂边各县国民党地方当局惊恐万分，纷纷向长沙、武汉报警。国民党桑植县代理县长向湖南省政府发出的求援电报说：“贺匪剽悍，全湘著名，职县团防虽多……自守力尚不足，恳速派雄师，剿灭巨匪。”湖北清乡督办向湘鄂两省主席建议，说：“贺龙用兵多诈，出没无常，非双方兜击，不足以绝根株。”于是，两湖当局命令“施鹤七届”清乡司令和桑植、石门两县民团联合“进剿”红四军。这次进攻，两湖当局动用了鹤峰团防头目、湘鄂西民团联防总指挥王文轩部、桑植民团刘子维、向凤翔部，五峰民团孙峻峰部以及桑植、建始的几支团防队共约三千余人，分数路合击鹤峰，企图围歼红四军。
    地方民团的战斗力虽不如正规军，但他们大都由地主豪绅组成，既顽固又残忍。这次“清剿”，声势大，人数多，不可小视。怎么对付这次“清剿”呢？在前委会议上，贺龙提出，敌人用优势兵力分几路对我进行包围，如果我们分兵防堵，就会陷入被动，应当集中主要兵力，消灭其一路。他主张，打蛇要打头，可由农民警卫团节节抵抗桑植、石门等县民团，红四军集中兵力打击王文轩部。
    贺龙说：“王文轩这个人我很熟悉，当年还是朋友呢！我和顽固派打仗，他保持中立，态度还说得过去。去年我回桑植，他还给过我钱和粮食。现在革命深入了。我搞共产党、搞革命，建立红色根据地，他这个大地主、大民团头子就变脸了，成了反共的先锋官。立场不同，好朋友拔刀相见的事，我经历得太多了。他号称总指挥，有权号令各路团防，消灭了他这一股，别的敌人必定惊慌失措，没得咒念。这些反动头子是从来不会齐心协力的。”
    前委同意贺龙的意见。
    贺龙把红四军埋伏在县城以东十公里的张家坪，要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这次伏击战，抒得干净利落，王文轩被打死，团防队全部被歼。贺龙又乘胜击溃了桑植的刘子维、向凤翔两个民团。这样一来，其他民团闻风而逃。鹤峰境内竟无一敌踪。
    “乘胜发展呀！”贺龙对团长王炳南说。
    红四军马不停蹄，兵发桑植。6月，攻占桑植县城，把桑植和鹤峰连成了一片。湘鄂边红色根据地初步形成。红四军扩大到了三千人。
    湘西王陈渠珍，这些日子不断接到地方的告急文书，十分恼火。心想，贺龙这个人不可小视。护法战争以来，我多次拉拢他，都没有成功。现在投靠了共产党，回到桑植，又闹得那里不可开交，听说已经有了三千多人了，不能再让他闹下去了。此时不动手，等待何时？他命令所属旅长向子云率部兵临桑植，“一举摧毁之。”
    侦察人员得到这一情报，马上报告了贺龙。向子云？不就是那个在我的护法军第二梯团当过连长的向子云吗？对，是他，后来，他投奔了陈渠珍。贺龙把卢冬生叫来说：
    “冬生，你代我给向子云送封信。”
    卢冬生莫明其妙：“胡子，不准备打仗，送什么信？”
    贺龙说：“这叫做先礼而后兵，你懂吗？”
    这是一封规劝向子云不要进攻桑植的信。信的结尾警告说：“若置之脑后，来则送礼而已。”
    向子云投靠陈渠珍以来，一路飞黄腾达，因而骄横异常。看到贺龙送来的信，微微一笑。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护法军时你确实是员虎将，现在却未必。去年，我们有一个战斗力不很强的旅路过桑植，就把你那几千人搞垮了，看来，你贺龙已不象过去了。别看你有三千人，拿的却是些破烂家伙，怎么跟我的部队相比？你没什么了不起，不用吓唬人，你经不起我这样的正规军打的。他把信一扔，不予理会，下令团长周寒之先率两个营一千余人进攻桑植。
    贺龙说：“放他们进澧水，让周寒之背水而战。我把主力放在南岔渡口。派一部分人给我边打边跑，引诱他过河来。把河里那些船也给我放到西岸去，叫周寒之过河。”
    一些参加过北伐战争的老战士对这种打法想不通。为什么不把他拒于澧水之西呢？这样一步步后退，多害人！贺龙把脸一沉，说：
    “你们要多动脑筋。情况是千变万化的，打仗也不能一成不变。我们红军人少，枪少，弹药少，怎么能象北伐时期那样猛打猛冲？你拿什么给我冲？那是去找无谓的牺牲，这，我贺龙可不干！我们要打巧仗。既能歼敌，又少受损失，这才叫本领。我们一步步后退，可不是打不过他，而是迷惑他，让他以为我们不经打，就会放开胆子往里闯。这没什么，只要最后吃掉他们，不就行了吗？”
    老兵们听得频频点头。
    周寒之带着千把人追到南岔渡口，看见船只仍留在西岸，哈哈大笑说：
    “贺龙溃不成军了，连船也来不及弄走，快，赶快渡河，占领桑植。天助我也。”
    敌人纷纷上船，向东岸划来。他们刚刚渡过澧水，马上遭到了两个团的猛烈袭击。周寒之没有准备，顿时大乱。动作快一点的跑上了船，但也来不及渡河，一千余人全部被歼于南岔渡口，周寒之也被打死了。
    周寒之归天，向子云震怒。这么无能，一千来人就这样完了？怎么向陈渠珍去交待？只好自己上阵了。他拍电报给陈渠珍说：“即日亲赴桑植围剿，誓灭共魁，以报党国。”他带领其全部人马和部分民团，气势汹汹，再犯桑植。
    临行前，他对参谋长说：“三天以内，你给我弄几百个竹筒，装满乌鸡、黄狗的血，不得有误！”
    参谋长问道：“旅座，弄这些干什么？”
    向子云一皱眉，说：“你不知道吗？贺龙有一帮子‘神兵’，那是好惹的吗？他们能借神力。有了这玩艺，撒在‘神兵’身上，那神法就不灵验了。”
    真是既可笑又可悲。堂堂的正规军旅长竟然会相信这些无稽之谈。不过，也流露出他害怕“神兵”的内心世界。
    特科大队长陈宗渝知道此事后，嘲笑说：“这家伙太可笑了。真可惜，他带的是血，要是把那几百只乌鸡、黄狗带来，我们到可以打牙祭了。”
    贺龙对大家说：“这一仗，不能大意。向子云拥兵三千，武器也好。这个人，我也了解，打仗还有股子猛劲。我们不能硬打，不然，他损失三千，我们也得损失二干，不合算。”
    大家都问这一仗怎么打法。
    贺龙说：“他不是想占领桑植吗？我就把他放进城来。我们先把城墙拆掉一些，让他进城后无法固守。我们都撤到八斗溪、梅家山、白家冲一带去；特务营埋伏在西界、茅岩，断他的退路；卢冬生你带一个营到赤溪河渡口去，等敌人过河以后，把河里的船弄走，准备打溃退下来的敌人。向子云用兵办法不多，好摆一字长蛇阵，等他的先头部队进了城，后续部队过了河，我们再收拢口袋，好好打一打。”
    大家一致赞同，纷纷叫好。
    贺龙笑了，说：“你们都同意，这就好。这种打法，我们三千人可以吃掉向子云的三千人。不过，也有坏处，打完仗我们还得修城墙，给老百姓修房子，赔些钱。”
    卢冬生说：“修城墙，修房子好办啊！赔钱，就要军长你想办法了。”
    贺龙把手一摊说：“我到哪里去弄钱嘛。”
    “你找老落讨卖头的钱去呀！”卢冬生说。
    大家一阵哄笑。笑声里充满着胜利的信心和对敌人的嘲笑。
    这一仗，打得好顺利。
    早晨，向于云和特务营从赤溪河渡口渡过澧水，进入桑植县城，后续部队逐次渡河跟进。贺龙命令两个团攻城，两个团拦腰把敌人切成几段，截断城内敌人的退路。命令一下，枪声、杀声震天响。一路红军直逼城内，一路红军直插伍家坪，截断向子云逐次跟进的长蛇阵。这一下，向子云的部队乱成了一团，溃不成军，什么乌鸡血、黄狗血也来不及用了，仓皇向赤溪渡口逃跑。这里河床狭窄，水势湍急，适逢上游暴雨，河水猛涨。卢冬生已把所有船只弄走，敌人逃到渡口，无法渡河，只能望河兴叹。他们被压缩在河滩上，死伤惨重。一部分缴械投降了，一部分想逃命，泅述过河，被溺死河中。
    向子云逃到渡口，十分惊恐。怎么渡河啊？他急中生智，抓住一匹骡子的尾巴，跳进了水里。一个浪头涌来，向子云不知去向了。后来，国民党当局在津市发现了向子云被水泡肿了的尸体。脖子上还挂着一支驳壳枪呢！
    贺龙在总结这一仗时说：“南岔、赤溪河战斗的胜利，说明我们红四军有了长足的进步。我们三千人，他们三千人，我们把他们吃得光光，只伤了几十个同志。这种仗打得很合算。”
    有人说：“我们的军长真邪了。真有办法。”
    贺龙吻着烟杆说：“你们错了。你们难道不记得了，一年前，也在自己家门口，我们三千，他们三千，仗打下来，我们都散完了。后来，又扩充到了一千五百八，石门两仗一打，又只剩下了一百来人，搞得我连件换洗的衣服都没有。今天，我们也是三千，却吃掉了向子云的三千人。这一败一胜，说明了什么呢？依我看，第一，我们的红军变了，已经有了党的坚强领导，再也打不散了，打不烂了；第二，我们每班都有了党员、团员，团结一班人，冲锋在前，撤退在后，成了一个铁军；第三，我们有了苏维埃政权，有人民的支持，我们在这里生了根啦！再嘛，大家齐心协力。你们都指挥得不错，打仗比过去机灵多了。说到我贺龙，那算什么啊！一枪投放，一个俘虏也没抓到，大不了，出些点子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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