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9月15日，湖南省政府委任贺龙为澧州镇守使。
    澧州，是澧水流域九县的政治中心，素称“九澧”。在湖南，这里的镇守使，也是历来为不少人所垂涎的官职。因为，拥有这个职位，便可拥兵自重，雄居一方。贺龙是一个毫无靠山的民军领袖，能当上“九澧”的首脑，实在来之不易。长期跟随他转战的老部下，为他准备了一个极其隆重的就职仪式，要让贺龙“风光一番”。贺龙夫人向元姑、大姐贺英也从桑植来到了澧州。
    向元姑是贺龙的第二位夫人。1920年，父亲贺土道携幼子贺文掌不幸被匪徒截杀之后，贺氏家族给贺土道办了七天七夜的道场，超度亡魂。他们考虑到贺龙夫人徐月姑已经仙逝，膝下无子，仅留一女贺金莲，于是，由他们作主，将凉水口土家族姑娘向元姑许配给贺龙，并按桑植民俗，要在贺土道治丧期间为贺龙举行“丧婚”，借以告慰先灵。但是，贺龙此刻正在慈利与袭杀澧州镇守史王子豳的卿衡作战，不能回乡，无暇以顾。族人便按当地习俗，让尚未出阁的小妹贺绒姑抱着一只大公鸡，与向元姑在亡父灵前拜了天地。向元姑就这样成了贺龙的夫人。
    贺龙对于这次就职，有自己的看法。他让秘书长严仁珊给省长赵恒惕发了一个简单的通电。通电云：“案奉钧座委仁令开，委任贺为澧州镇守使，此状，等因。复奉发木质关防一颗，文云，澧州镇守使之关防。各等因。奉此，遵于本月删日在澧州镇署敬就职。”表示接受委任，其他一切皆免，既不庆祝，更不搞什么就职仪式。
    人们对贺龙此举十分惊讶。历任镇守使就任，谁不大办宴席，热闹一番？难道贺龙疯了？为什么对这件事如此冷淡？他的一些部下一直迷惑不解，却也不敢违令。后来，贺龙对人道出了个中原委。他说：
    “中国镇守使多得很呢！连北京政府都不知道封了多少。他们把你没办法，就给你一顶镇守使的乌纱帽。他们要是能把你吃掉，大概连骨头都嚼成渣渣了。没有办法，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当个镇守使吧。我这个镇守使还不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
    起兵反袁的’“三起三落”，给年青的贺龙留下了许多难以忘怀的教训。他变得老练起来了。“两把菜刀起家”之后，便十分注意运用灵活的应变能力，在变幻莫测的中国政治风云中，与各种军阀势力虚以周旋，真可谓步步艰险。他参加中华革命党，追随孙中山，想争取一个人人有地种，个个有饭吃的民国，那知，路是那样艰难，每走一步，都有令人难以防范的馅饼。从营长到镇守使，走的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只有贺龙自己明白。他这段话，隐藏着多少辛酸与痛苦！
    贺龙的好友刘达伍在其《我所认识的贺龙将军》一文中，谈到二十年代的贺龙时，说：“每当宾客满座，谈起政治问题的时候，贺龙将军总是静听别人意见，很少谈他本人的看法。”“后来，当我们彼此都有一些了解时，我逐渐觉察贺龙将军不是没有政治见解的人，恰恰相反，他非常留意政治。他在观察每个人的政治倾向，他在冷静地思考别人提出的政治问题，他是在荆棘丛生的旷野中探索革命的道路。”
    说得很对！贺龙已经懂得在那风云诡谲之中，辨别政治方向。“两把菜刀起家”之后，他无时无刻不在注视中国政局的动向，以便及时作出正确的选择，把握前进的方向，尽量不使自己走进泥潭，掉入深渊。
    1928年春，段棋瑞政府重新集结兵力，进攻援鄂护法军。贺龙率部退到澧州以后，便专程去石门县拜会湘西护法军第五军军长林德轩，向前辈请教护法战争前途如何。他们俩人在长沙正谊社相识，老朋友了。林德轩坦率地告诉他，孙中山先生虽为军政府大元帅，却没有自己的武装。为他所依重的云南，广西等南方军阀并不遵循孙中山的指令，往往各行其事。有利于我者，积极执行；无利于我者，束之高阁。军政府内部矛盾重重，护法前途不容乐观。林德轩很赏识贺龙率十八勇土主动援鄂、转战十县的勇敢精神，希望他留在第五军。他说，现在，他有三个团都是空架子，人员不足，亟待充实，如果贺龙率队而来，则帮了他的大忙。贺龙考虑，援鄂返湘以后，自己尚无归属，且政局变化莫测，不如答应其要求，留在第五军中。林德轩听了很高兴，委任贺龙为第五军第一团第一营营长，驻防桃源县，后来移防桑植。
    几个月以后，林德轩率第五军开往桑植，让贺龙率部随行。然而，贺龙却违命未动，脱离了林德轩。因为，不久前，他奉旅长之命，击毙了驻防水顺、桑植边界地区的二团团长马吉祥，使林德轩大为不满。贺龙后来谈起此事说：
    “马吉祥这支部队纪律非常坏，在地方上民愤很大。当时，我奉命打死了马吉祥。林德轩离开湘西，我的部队没有动。他也曾通知我随行，我担心再次发生常德被整编的那种骗局，部队有被缴械的可能。”
    贺龙的确老练多了。
    到了第二年，即1919年夏季，贺龙突然接到两张委任状：一张是湘西镇守使所属湘西巡防军统领陈渠珍委任他为支队司令的；一张是澧州镇守使王子豳委任他为团长的。
    为什么他们都争着笼络贺龙呢？一言以蔽之，为了各自的利益与生存。
    这一年，刚刚爆发的“五四”运动，不仅大大推动了全中国人民大众的觉醒，而且也加深了北京政府各派系之间、广州政府与南方各省军阀之间的矛盾和斗争。6月间,表面上服从军政府、暗地里拥戴桂系的前湖南督军谭延kei，赶走了湘军总司令程潜以后，便企图将湘西纳入其控制之下。湘西的武装，从历史渊源上说，多属孙中山的军政府，但因军政府软弱，鞭长莫及，大都各自为政，自行其是。谭延kei企图武力统一湘西，引起了他们的恐慌，纷纷扩大实力，以求自保。陈渠珍、王子豳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急于将贺龙拉入自己门下。
    贺龙对此十分清楚，对他们的笼络也颇反感，但是，如果不接受他们的委任，有可能引发冲突，而以自身的力量与之抗衡，势必使部队受损，乡里涂炭，何况，脱离林德轩以后，部队的给养、供给已全无来处。思之再三，他决定接受委任。然而，接受谁的呢？他的部下意见不一。有的主张接受陈渠珍的委任。理由是，陈的势力离桑植较近，难于与之抗争；有的主张接受王子豳的委任。因为王距桑植较远，我们可以保持相当的独立性。两种意见，都有道理。贺龙反复权衡利弊，认为，陈渠珍并不拥护孙中山，其势力又近在咫尺，易于被其控制，如接受其委任，将会受制于他，给自己今后的行动带来不利；王子豳坐镇浪州，鞭长莫及，可采用“服招不服调”的办法，与其保持距离，使自己有较多的独立性，而且，近年来，王子豳已逐渐在靠拢孙中山先生，政治上有所进步。于是，他以按历史习惯划分，桑植属澧州地域为理由，接受了王子豳的委任。
    但是，到了1920年IO月，也就是一年以后，他却又接受了陈渠珍的委任。
    这又是为了什么呢？
    1920年，材修梅来到慈利，就任湘西靖国军总司令。林修梅是贺龙早年在长沙认识的革命党人，林伯渠的堂兄，澧州地区的军界名流，拥护孙中山的湘军将领。1919年夏，谭延kei驱程主湘之后，为排挤林修梅，将他派往南方，作为驻广州军政府的湘军代表。这次，是贺龙策动澧州镇守使王子自之子王育英派员晋见孙中山，邀其来湘的。孙中山通电湖南当局说：“王育英派员前来，自请援粤，文以其颇知大义，遂令林修梅亲往该处视察一切。”并告诉谭延kei：“望赞此举，毋使林君独为其难。”林修梅来湘后，贺龙、王育美推举其担任了湘西靖国军总司令。
    贺龙接受林修梅委任，担任了湘西靖国军第三梯团团长，随林修梅通电援粤讨桂。此举，令谭延kei大为恼火，急令大批湘军出兵阻拦。双方交战数月，湘西靖国军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林修梅被迫离湘，贺龙率部将其一直护送到湖北长江边上，挥泪而别。林修梅回广州后，曾任军政府顾问、大元帅府代理参军长，后来，在广州病故。贺龙对此十分惋惜。他说：“林修梅是个了不起的军人，牙齿一痛，一下子死了，太可惜了。”
    这时，陈渠珍取代田应诏成了湘西镇守使，正以武力统一湘西，要当“湘西王”。贺龙拥兵桑植，又是拥护广州政府的力量，要统一湘西，必先解决贺龙。陈渠珍是先兵后礼。先派其右翼司令张云龙，率其精锐之旅伏击贺龙，被贺龙击败；再委派其亲信肖某出任桑植县县长，对贺龙进行游说，促其归附，收在左右。
    林修梅走了以后，贺龙的部队又一次无所归属。历年征战，枪支弹药已感不足，部队薪响长年在桑植征收，乡里不堪负担。在这种情况下，如坚持与兵力雄厚的陈渠珍对抗，后果很难设想。贺龙只得违心妥协，同意陈渠珍之请，担任了湘西巡防军第二支队司令，依附陈渠珍麾下。
    1921年冬，孙中山在广西桂林组成北伐大本营，准备北伐。次年春，孙中山将其控制和影响的军事力量改称为“讨贼军”，宣布国民革命进入讨贼时期。他派大本营参议、原川军将领石青阳回四川，联络四川方面倾向广州军政府的力量，策划四川讨贼事宜。
    石青阳经长沙过湘西，会见了他的旧部属陈渠珍，借兵援川。对老上级石青阳的要求，陈渠珍不便推脱。陈渠珍老谋深算，知道贺龙是拥护孙中山的，深得湘西人敬重，常担心其久居湘西，可能威胁他当湘西王的企图，一直图谋除之。石青阳借兵，他觉得可以借此机会，做个顺水人情，把贺龙遣出湘西。
    贺龙一向跟随孙中山。石青阳是奉北伐大本营孙中山之命入川组织革命力量的，跟他入川，能为北伐讨贼出力，这是欲谋而不得的，何况，也是摆脱陈渠珍的好机会，因此，他欣然从命，随石青阳入川了。
    石青阳入川后，立即会见了熊克武等倾向孙中山的川军将领，商讨四川讨贼大计，并就任川东边防军总司令。不久，孙中山任命熊克武为四川讨贼军总司令，下辖第一、第二、第三军，由但越辛、吕超、石青阳分任三个军的军长，起兵讨伐由直系军阀支持的刘湘、杨森等川军。四川南北战争战火连天。
    在一年多四川讨贼作战中，贺龙作战勇敢，指挥有方，功勋卓著；所率部队，英勇善战，纪律严明，是一个甚得民众称道的勇将。他先后担任了川东边防军警卫旅长、第一混成旅旅长。但是，对于四I；D的南北战争，他有自己的看法。他在同刘达伍谈起重庆浮图关战斗时，说：“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吃亏的还是老百姓。中国地方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为什么这么穷，这么弱？就是给这帮军阀官僚搞乱了，不打倒这些人，老百姓还能指望过好日子吗？困难呀！这么大一个烂摊子，哪个能收拾？”
    看来，他一面积极作战，一面对这场战斗的前途充满忧虑。
    不管他对这场战争的前途有什么想法，但对外国帝国主义的干涉却是寸步不让的。
    1926年6月，贺龙率部与第H军汤子模师协同，攻占了川东重镇涪陵，切断了长江交通线，阻止在万县的援川北洋军西上。8月，吴佩孚派日清公司客轮宜阳龙、云阳九装运大批军火运往重庆，支援杨森、邓锡候，并派其军械处长张运矾押送。
    这两艘船都是日本人的。日本船主命令两轮挂起了日本国旗，从武汉起程，沿长江上驶重庆。吴佩孚认为，日本人一出动，日本旗子一挂，在长江上便无人敢管，援川弹药就万无一失了。
    他想错了，中国敢管的人是有的。
    这件事被贺龙派往武汉的人侦察到了，急忙赶回涪陵向贺龙报告。贺龙感到此事非同一般，立即与前敌总指挥兼师长扬子模、旅长周西成研究对策。他们都认为，要是把船放到了重庆，卸下军火，充实了敌军，对讨贼军极为不利。怎么办？大家议论说，应该不准他们通过，迫其返回武汉。如果将船扣留，就会惹出大麻烦。
    贺龙把手一挥，说：“轰回去不行。这是送上门的礼物嘛，扣船！没收全部枪械、弹药。这玩艺我们也缺呀！扣了它，我们多了一批枪支弹药，敌人少了一批枪支弹药，一加一减，这个仗我们一定要打胜。更重要的，这些东西是吴佩孚勾结帝国主义的罪证。我们不是卖国的北京政府，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队伍，一定要给他们一个下马威，长长中国人的志气。”
    贺龙的主张得到了汤子模的支持。可是，船怎么扣法呢？
    贺龙说，日本商人一向见钱眼开，贪图小利。我们可以派人装成老百姓，要求搭船去重庆。日本人为了赚钱，准会允许。一上船，就由不得他了。
    大家都觉得这个办法不错，既可以不在长江上公开动武，又可以解决问题，于是，决定由贺龙负责扣留“宜阳丸”，周西成负责扣下“云阳九”。
    第二天拂晓，两艘日轮驶近涪陵城西无把坛都堂嘴码头，看见码头上有不少人挥手叫喊，要求搭船。日本船主观望了一阵，觉得没有异状，下令停船，但不靠码头，让搭乘人坐小船过来。
    贺龙身着长袍马褂，手持“文明棍”，一副大老板模样，率先登小船而来。化了装的卫土紧跟左右。七、八条小船载着百十来人登上了轮船。贺龙一挥手仗，一部分官兵迅速散开，控制了驾驶台、机器舱、船长室、货舱等重要场所。贺龙下令：“检查！”另一部分官兵立即散开，开始检查。
    日本船主自从在长江行船以来，还没有遇到过敢于检查他们日本轮船的人。他那帝国主义的老大心灵受到了损害，拔出手枪，开了火。贺龙的卫兵抢先一步，击毙了船主。
    贺龙下令说：“船上所有人员、物资全部扣留！让轮船靠岸。”
    结果，缴获子弹82万2千发，炮弹3百发，手枪数十支，捉住了吴佩孚的军械处长和两名日本人。
    遗憾的是，周西成胆小怕事，怕得罪外国人，只派了一名副官登船，又因为计划不周密，使装满3千支步枪的“云阳轮”逃回了万县，连副官也让人家带走了。
    贺龙和汤子模立即向日本日清公司发出抗议信。信上说：“根据中国内河航行通商条约第七条规定，不得私运军火、毒品及其它禁运物资。如不遵守条约，故意违犯，其情节重大者，须停止其营业。试问此次云阳、宜阳两轮公然参与我国内战，在作战区内，冒烟突火，输送武器，难道情节之重大有过于此吗？本军素持宽大，如该公司不吝改过，办好善后，则处罚没收两船，否则我军执法相绳，除禁止在本区营业外，还将报我政府，停止其全部营业，以做效尤。”他们强烈要求日方赔偿我方一切损失；犯罪主体，依法没收；在逃之“云阳九”必须交出，并应向本军正式道歉。
    这一举动，引起了轩然大波。日本政府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云南、四川的军阀们左一个电报，右一封函件发到能克武手里，要求熊克武放船放人。日本国驻宜昌总领事资市根、驻重庆副领事康吉友专程前来涪陵，面见贺龙。
    盛气凌人的日本领事质问贺龙，说：“你们这一无理行动，使宜阳九船主、领江和买办失踪，听说，已经被杀，应有谁来负责？你们必须立即释放被扣押的司轮宫崎他们两个人。先生，你太不懂法律了，即使他们有罪，也应由日方处理，你不懂吗？先生。”
    贺龙用眼膘了他一下，反驳说：“日方船主、领江有否失踪，我不晓得。如果属实，我方也概不负责，因为是他们拒绝检查，并开枪打人。我军从没有等着挨打的习惯，当然要自卫。我方官兵也有伤亡，哪个负责？你们日本人的性命莫非比我们中国人高贵不成？扣押的轮船嘛，我们已有抗议信给日清公司，讲得清清楚楚。你们违犯了战争状态时期我方公布的戒严法，必须按我们的法令办理。”
    日本领事说：“他们到底犯了什么法？什么罪？”
    贺龙把桌子一拍，厉声说：“什么罪？砍头的罪！你们私运军火，参予别国内战，不是犯砍头罪是什么？”
    贵布极端出了领事裁判权。
    贺龙不予理会，板着脸说：“我只管戒严权。谁在我的防区搞鬼，我就抓谁，砍头！”
    日本人碰了钉子，把北京政府、各方军阀清出来向贺龙求情。可是，贺龙铁面无私，一概置之不理。他告诉那些“大脑壳”，无论你们谁来，只有日方赔礼道歉，赔偿我军损失一百万元，才能释放被扣押的两个日本人。
    这一下，使所有的“大脑壳”束手无策了。
    一年以后，贺龙升任建国川军师长，率部回到湖南。走投无路的日清公司只好通过常德商会与贺龙会商，履行了赔款和赔礼道歉的条件以后，贺龙才将这两个日本人释放。
    这件事，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闻者无不拍手称快。可是，也深深刺痛了贺龙的心。他这样说：
    “这件事对我刺激也很深呢！和两个日本浪人一道捉起来的，还有吴佩孚的一个军械处长，叫张介一（即张运孤——笔者注）。你看呀，那两个日本浪人不过是普通的军火商人，可是好多‘大脑壳’打电报来说人情。对于那个军械处长连信都没有一封。”
    “这太不把自己人当人了！张介一还算是国家的官吏呢。这一来，我更加恨日本帝国主义，也更恨北洋政府了。我对那个军械处长很优待，才押到黄角灰就放了，走的时候还送盘缠。我说，我只希望你一件事情：你回去给曹锟、吴佩孚说，要想武力统一中国是不行的——你，一个布匠，一个秀才，最好同广东联合。那时候，孙中山在广东。”
    1923年冬，刘湘、杨森再占重庆。成都讨贼军内部分化。熊克武去职。四川讨贼之战失败。贺龙移兵贵州省铜仁县。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孙中山决定完成北伐大业，统一全中国，发表了《北伐宣言》，申明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翻军阀，尤在推倒军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他下令，北伐军一律改为建国军，并委任熊克武为川滇黔建国联军前敌总司令。然克武受命后，与湖南省长赵恒惕商定，“借道湘省北伐”。他委任汤子模为前敌总指挥，贺龙率部为前锋，离黔入湘。
    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参加国民会议，谋求国家之和平统一。行前，再委熊克武为建国川军总司令，辖建国川军第一、第二两军，与建国滇军及服从孙中山领导的部分湘军彼此呼应，待机北伐。
    据此，熊克武决定，贺龙率部进驻津市、澧州；汤子模军进驻大庸、慈利、石门。
    西南地区的军队驻在湖南境内，使湖南当局忧心忡仲。湖南督军赵恒惕有碍于广州政府北伐大业，表面敷衍，实则大加防范。湖南各处地方势力则极力抵制，甚至刀兵相见。贺龙率部进入津、港时，追州镇守使唐荣阳即以其全部兵力远出拦阻，但被贺龙所败。12月2日，贺龙占领治州。此时，他的部队已有了很大发展，从原来的三个团扩大到了十个团，人多势众。1925年2月，贺龙被委任为建国第一师师长，授中将军衔。
    然而，到了3月份，孙中山在北平病逝。形势很快出现了变化，赵恒惕不再敷衍广州政府。他操纵省议会，通过了武力驱除建国川军出湘案，并发出最后通谍，限令建国川军在两个星期内离开湖南。
    熊克武在常德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建国川军的行动。会上意见不一。熊克武力生按广州政府胡汉民来电精神，将建国川军开赴广东。会议未能形成决议。
    3月下旬，熊克武来潜州，动员贺龙率部与其同往广东。
    对于这位老同盟会员，贺龙历来十分尊敬，但这次却对熊克武去广州的决定持反对态度。贺龙认为，孙中山逝世后，国内形势有了很大变化。广州军政府内部矛盾突出，代理大元帅职务的胡汉民与国民党元老派结盟，力图继承孙中山的遗产；西南军阀后继尧，以副元帅身份，派人在广州活动，企图争夺大元帅的位置；驻广东的阈、滇、黔军队将领，也想乘矾扩大各自的权势。在这种情况之下，川军再去广东，不仅会增加革命阵营内部矛盾，且有可能被别人所吞并，部队存亡很难预料，这对继续完成革命大业无益。何况，自己的部队入川三载，连年征战，损失不小，直到移驻津澧，经他励精图治，整军经武，部队面目才为之一新。他的部下大都是湘西人，听说可能开赴广东，有人已泣涕请命留守本土，如果冒然行事，部队可能分裂。对于熊克武说的，他去广州是要“联络旧同志，组织新政府”更不敢苟同。对此，贺龙这样说：
    “熊克武曾两次来澧州找我。第二次来的时候，他提出要去‘联络旧同志，组织新政府’。我和严仁珊说，‘联络旧同志’，是什么同志？‘组织新政府’，又是什么政府？北京政府是反动政府，广东政府是革命政府，如果再组政府，是属广东政府，还是隶属哪里？我不同意熊克武的意见，并通过严仁珊，要熊克武解释这个问题，从此，我和能克武往来就少了。”
    贺龙还告诉熊克武，自民国五年讨伐袁世凯以来，我就是遵照孙中山的主义干的，几经挫折，几番再起。这次不去广东，就是不能背叛主义，以免将来背上不义之名。
    熊克武说服不了贺龙，率扬子模等部离湘而去。谁知，他一到广东，便被蒋介石以“叛国”罪，囚禁于虎门。入粤的西南建国军或被缴械，或被收编、遣散，从此烟消云散。陆军上将汤子模亦被其部下罗瑾光打死。看来，贺龙确有几分先见之明。消息传来，贺龙叹息说：“熊镜公不明政局也。”
    不过，对于这位熊镜公，贺龙还是深记于心的。1950年，成都解放以后，贺龙专程登门拜访这位老上司。熊克武自广州被囚之后，一直拒绝出任蒋介石给他的任何职务，闲居成都。蒋介石逃离大陆前，考虑到熊在西南的影响，派人拉他去台湾，遭熊严辞拒绝。这次。贺龙来访，熊克武惊喜交加，甚感意外。贺龙见他布鞋长衫，居室简朴，甚为钦佩，热情邀请熊克武出来为人民服务。熊克武说：“我年老力衰，思想陈旧，恐怕跟不上形势。”贺龙一再动员，希望他在建设新中国、新四川上出力，做一个革命老人。熊克武终于被贺龙的真诚所动，接受了邀请。贺龙致电刘伯承、邓小平和中共中央，极力推举熊克武。他说，熊锦公“一贯不满蒋，向来生活上较严肃”，“不贪污，不置私户”，“是较正派的人物”“他表示拥护共同纲领，拥护毛主席，今后愿在毛主席领导下尽自己一分力量”，建议委以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中央同意了贺龙的建议。
    贺龙来去广东，却也面临危险局面。赵恒惕调动湘军三个师开抵益阳，进逼常德，威胁律遭。强敌当前，是战，是和？是留？是撒？怎样抉择，关系到贺龙这个师的存亡。思之再三，贺龙认为：从当前情况看，战为下策。双方兵力悬殊，我处于劣势，战必败。求和备战，是为上策。他一面布置兵力，严密戒备，一面发表留湘通电，阐述留湘缘由。他说：
    “去岁追随熊镜公北伐，假道湘中，从师转战，负管前驱，行战弥月，始达津澧。”但“半载屯兵，毫无进展。北伐之事无期，桑梓之祸愈炽。报国既难如愿，害民尤所痛心。午夜滂径，忧心如焚，不得已，勉循部属之请，实行还湘，保卫桑梓。”
    贺龙是在告诉赵恒惕及全省各界人士，我本湘军，奉命援川，北伐未战，归还桑梓，此乃名正言顺，合情合理也。为了使赵恒惕放心，贺龙又发了第二次通电，宣称：
    “自今日始，无论何人，倘有勾结奸人，以反抗我政府，扰害我人民者，即是香湘三千万人之公敌。”
    公开表明了支持省府当局态度。
    贺龙又派出参谋马忠岳赴长沙，疏通省议会，并请省府书记长官、桑植籍好友陈伯陶及湘西在长沙请名流鼎力相助。省会有不少政界要人与贺龙相识，主张接纳贺龙，并有人出面推荐贺龙任港州镇守使。这样，便给赵恒惕出了道难题：湘人还湘，无可指责；政要面子，难以驳回，况且，他的嫡系部队贺耀祖、刘(钅刑)、叶开差三个师，正在流水流域与老对头蔡矩献作战，没有足够的力量吃掉贺龙。赵恒惕权衡利弊，觉得从目前情况看，用灌水把贺龙围起来，不让其四处扩张，也算得上是一着棋，这样，既可以稳住贺龙，又能在湖南各界政要之中显示自己的辖达大度，以收买人心。于是，他顺水推舟，于4月15日，以湖南省政府名义委任时年二十九岁的贺龙为澧州镇守使。
    但是，老好巨滑的赵恒惕，对贺龙心存戒心。他指派一位叫熊贡卿的省议员作为省府代表，长驻澧州，监视贺龙。这个熊贡卿，到了1933年，乘红军处境窘迫之际，到湘鄂边说降，被贺龙处决。谁知，到了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期间，此事竟成了贺龙的一大“罪状”，酿成一起骇人听闻的大冤案。此乃后话。
    年轻的贺龙，穿过一条条夹缝，从营长当到了镇守使，历程之艰辛已见一斑。可以这样说，在这一历史阶段，贺龙饱尝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政治风云中的酸甜苦辣，但也显示了他那敏锐的政治嗅觉、高妙的策略手段。这一段非同寻常的奇特经历，将年青的贺龙锤炼成了政治上成熟的将领，可以在更大的暴风雨中搏击翱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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