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南宋北宋加起来约三百年，前后总共举办了22届制科考试，录取了41余人。也就是说，大约每十年举行一次制举，每次平均录取两人。
    很不幸，苏轼兄弟就是通过制科踏上仕途的，那一次只考上了他们兄弟两人，苏轼拿了制科状元——制举第三次等，他弟弟苏辙紧跟其后——制举第四次等。北宋建国这一百年时间，在苏轼前面只有一个叫吴育的文人考了一个制举第三次等。
    苏轼知道赵兴醉心于杂学，从赵兴给他盖房子，从对方谋定而动的经商动作看，这是个有惊人的组织能力和过人的理财能力的强人……但这并不等于他能通过制科考试，所以他就详尽向赵兴介绍制科考试的程序与艰难。
    赵兴却对自己很自信，他摇了摇脑袋，回答：“恩师何必辞官，我相信，若是在术数上我认第二，整个大宋没人敢称第一。恩师只管做你的主考官，我自己找推荐人，不信我考不上制科。”
    苏轼沉思了一下，又建议：“不如你去考经史，以你的才学考中经史科不算什么……只是恩科不入《进士录》，稍有点委屈离人……”
    制科考生需要当朝官员做推荐人，由于赵兴有苏轼门生的身份，为了避嫌，苏轼在保荐后要辞去主考官的任命，但如果另找他人推荐，或者赵兴参加经史类进士第，不用引荐，完全走正常程序，则苏轼可以继续担当主考官，而阅卷官恰是他的门生——苏门四学士之一张耒。
    今年的科举是一届恩科，名叫“馆职试”的特殊恩科，考试以经史及世务为主，不考辞赋。考中者主要进入昭文馆（唐时又称弘文馆）、史馆、集贤院等处担任修撰、编校等工作的官职。这些官职都是闲职，基本上等于吃白饭的——翻书校对活儿，识字就行。
    正常的科举进士，名字要被写入史书，这就是《进士录》，但恩科进第者有进士名份，却不入《进士录》——因为进士录是按年份写得，恩科不在正常的科举年。
    苏轼猜错了，赵兴压根儿不在乎能否进入《进士录》，没人知道他的存在更好。所以，苏轼一介绍，赵兴听罢，反对今年通过进士第充满信心——多大的后门呀！
    他摸着下巴、闪动着眼睛，先是长叹了一声，而后用探讨的口气问：“不委屈……”
    赵兴满脸的欢笑：“这样更好……老师，你还不知道吗？我的辞赋水平一向不佳，参加这样的科举，混上一个进士，对我来说足够了……要不，我去恶心恶心进士第，我听说连续数次‘进士不第’，官家为了照顾，也会赐个出身。反正我有闲——我就连考几次，次次不交白卷，就等他赐我出身。”
    其实苏轼也没有纯把赵兴当门生看待，两人的关系有点亦师亦友。他是个随和的人，随和到了赵兴来到这里简直同到自己家里一样随意。他也知道赵兴有才，从赵兴建房时分配那些建筑小组时，他就知道对方组织能力超强，而且做事计划周密。这种本事不是天生就有的，是需要通过专门的学习。
    这时代还没有专门的“效率学”或“组织学”，这种学问在这时被称为“王霸之术”。在中国古代，精通这门学问就是杀头之罪，甚至要株连九族，让其在民族史上留不下半点基因。
    了解这点，他就对赵兴的故作平淡、竭力装傻表示理解，这也是他明知赵兴不愿意学诗，却承认他是自己弟子的原因。
    隐隐间，他也对程族孩子们偶然提起的“武侯传人”，深信不疑。有这样一位处事谨慎、又精通“王霸之术”的人作他的弟子，至少，在他危难时能庇护他的家人。
    古人的想法简单，觉得留名千古才是光宗耀祖的行为，所以恩科参加的人并不多，也就是说，这种科举考试竞争并不激烈。而赵兴参加恩科，苏轼也不用辞去主考官的位置，简直是两全齐美的解决方案。但赵兴的回答却令他不知道该怒还是该沮丧。
    苏轼指着赵兴说出不话来——我苏轼的弟子，怎么沦落到用“不交白卷”来威胁官家，天，什么世道：“离人，你这是何苦来着！我如今已不再被贬，所以你也无需掩饰自己的才华——‘人生若只如初见……’，这诗还不好吗？
    什么？哈哈，别装了，前不久高丽使者来我朝，他说整个高丽国都在传唱你这首诗，这不是你做的，那整个高丽人都是瞎子——离人啊，现在你的名号拿出去，也不是身无雅骨的俗人了，何必再瞒。”
    赵兴初闻这首诗他吃了一惊，听了苏东坡的话，他悄悄松了一口气。苏东坡曾夸口：没有他没读过的书。既然苏东坡说这首诗是他写的，那么这时代就无人跟他争版权。
    他略有点羞愧，有点扭捏，正不知道说什么好，仆人带着陈公川回来了。苏轼招手请他落座，反身取出一个布袋，倒出几枚铜钱，请陈公川观赏。
    这是几枚不同年代的铜钱，它上面标注着铸造年代，形状大小几乎跟宋钱一模一样……微微有点不同的是，它的铸造工艺似乎比宋钱的工艺水平更高——它是冲压制成，完全仿造宋钱的模样冲压制成的铜钱。
    苏轼拨拉着那些铜板，先挑出几枚，向陈公川解释：“元丰七年，这些铜钱出现在泉州、广州，据说是倭国商人在与我大宋商人交易时获得的铜钱，然后他们带来大宋采购货物……瞧，这几枚是我大宋铸造的铜钱，这几枚是从倭国流入的铜钱，你们有什么不同。”
    赵兴脸色死板，看不出他对那批铜钱有何看法。陈公川为人比较傻，由他崇拜的偶像问话，他回答得很认真：“两枚钱——倭国的这笔钱，钱文似乎更精美，图案更清晰，钱色更黄，这似乎说明倭钱含铜量高。”
    苏轼点点头：“可以肯定地告诉你：这批倭钱不是我大宋铸造的，而我大宋禁止铜钱外流。但稀奇的是，倭国这批铸钱量很大，大的令人难以想象。
    我大宋铸钱司拥有数十万工匠，仅信州铅山的一个铜铅矿就常雇有十余万矿工，日夜开采。诸路铸铜、铁钱共有26监，其中铸造铜钱的有17监，铸造额为506万贯，铸造铁钱的有9监，铸造额近89万贯。
    这批钱，职方司去倭国估了一下，钱数足有一百万贯，相当于我大宋9监铁钱司铸出的总数——这不是一家一户能做出来的，至少需要上万人手，这么多人，若在我大宋境内，我朝官员不可能不知道。”
    接着，苏轼又从那堆钱币里捡出几枚来摊在眼前，继续说：“陈衙内请看，这是元丰八年出现的新铜钱，这几枚是在倭国流传的，这几枚是在高丽发现的，钱文依旧与我宋钱一模一样。三枚钱币比较，倭国与高丽的铜钱出自一个人之手，含铜量比我宋钱高，所以钱色发黄。”
    陈公川没有说话，他只拿眼睛瞥赵兴。而赵兴此刻一副很好奇的模样，翻来翻去的研究着那几枚铜钱。
    苏轼又反身取出一个布袋，哗啦啦倒出一堆钱币，里面有金、有银也有铜钱，这些钱币都做圆形，但铜钱是圆的就很奇怪了，宋朝的铜钱外圆内方，所以被称为“孔方”，但是这些铜钱有方形的图案，那个方孔确是实心的，整枚钱币构成一个完整的圆形。
    “这是元祐元年的铜钱，是在你们交趾流行的。与前面那批铜钱一样，当地商人都说，这是与他们交易的宋商带来的。与前面两批钱相比，这批钱铸造更精美，尤其是这些金银钱”，苏轼翻过那些金银钱，示意陈公川看银币与金币的边缘。
    这些金币银币的边缘都铸有细密的锯齿，苏轼翻起那枚铜币，边缘居然也有锯齿，这让它与宋钱显得不同了。
    金币银币的阴阳面上都铸有文字，正面是“元祐金宝”、“元祐银宝”，背面则刻着金币银币的分量，三行字分别是：奉诏钦定、足色金（银）元、当值半两。
    苏轼指点着钱币边的细齿纹说：“朝中大臣当初见到这些细齿，久久不解其意，而后见到商贾使用，这才恍然——那位商贾用小刀刮了银边，将一些银屑刮下来，再去使用，却被店铺折色称重估值。朝中大臣这才恍然：原来这些齿纹是防人故意刮削钱边的。
    为什么要防人刮削——我们称了一下，这些钱的分量极其准确，说‘当值半两’，一毫不差的准值半两，故而这东西已被坊间当作砝码……这怎么可能，我大宋标准银码，十锭里面重量各不相同。这数百万枚金银铜钱，分量竟然准确到一毫不差……
    最奇怪的是这枚铜币，我大宋铜钱都是天圆地方，可这枚铜钱中间的孔确是实心的，平白比普通铜钱多出几铢铜来——这钱是谁铸的？怎么肯如此奢华？
    我听闻陈衙内是交趾国官宦子弟，这钱最初是从越国流出，想必衙内能为苏某解惑——哼，奉诏钦定，‘奉’谁的‘诏’，我大宋有这么说话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