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吏治最腐败，王朝面临全面崩溃之日，也就是外戚、宦官专机之时。翻开二十四史，吕氏夺权，武则天篡位，慈禧临朝等等外戚干政事件屡见不鲜。再以宦官专权而言，从秦二世时赵高指鹿为马，东汉十常侍乱政，唐代高力士弄权，到宋代童贯统辖禁军，明朝魏忠贤大肆淫威，再至晚清李莲英飞扬跋扈，宦官乱政问题一直很严重。历史上，宦官对封建王朝破坏大多起加速作用。为什么外戚宦官干政意味着封建王朝的自发破坏呢？从官僚政治结构来看，外戚和宦官本是封建王朝的异物。他们的来源与封建王朝是不相容的。封建官僚是经过一定的仕途选拔出来的儒臣。他们有相当的封建文化素养，又经过国家机构的统一选拔，方能入仕参政。而外戚与宦官则凭着自己是皇帝宠爱信任的人，便参与朝政，从最高层干预国家政治生活，这本身就意味着封建王朝的破坏。它使得儒臣与外戚、宦官在维护封建王朝还是破坏封建王朝的立场中，处于天然对立状态。这一点，外戚和宦官心里也很清楚。为了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力，追求与其相应的经济利益，他们总是要包围皇帝，设法使皇帝远离儒臣。
    唐代有个名叫仇士良的大宦官，告老还乡时就对其他宦官传授了盗用皇权的策略。他说，侍候皇帝的要点就是不能让皇帝有闲暇。皇帝一有空必读书，接近儒臣，这样“否属恩且薄而权轻矣”。应该用声色犬马、宝物财货“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皇帝一旦沉溺于享受，那么使“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
    正因为外戚和宦官是一体化内部的异物，所以外戚和宦官的权势膨胀到相当程度以后，他们就势必和依照宗法一体化结构组成的儒臣不相容。这时，他们便会越发利用权势提拔亲信，进一步破坏封建王朝。这样做的结果是，加剧矛盾，加速吏治腐败，最终酿成内乱。
    东汉的党锢之祸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汉章帝死后，窦太后临朝称朕，外戚窦宪便总揽大权。窦姓亲属及其党徒纷纷出任朝官与地方官，造成大批儒生不能入仕的局面。公元92年，汉和帝与宦官郑众密谋，杀了窦宪。结果宦官集团又借翦灭外戚势力之机，掌握了朝政大权。宦官当权后，大事镇压杀害儒生，制造党锢之祸。以后外戚与宦官争权夺利的斗争持续不断。继外威窦宪——宦官郑众之后，还有外戚邓隲——宦官江京、李国——外戚阎显——宦官孙程——外戚梁冀——宦官单超，一直折腾到东汉灭亡。
    唐代自公元820- 826年，七年之中，就有宪宗、敬宗两个皇帝为宦官所杀。自唐宪宗82O年被杀到公元903年，唐代共有八个皇帝，除敬宗一人是以太子继位外，其余七人全是各派宦官根据自己的需要拥立的。这表明唐代后期，一体化结构已被宦官干政所破坏了。明代司礼太监刘瑾专权，于1508年将三百多名国家在职官员投入狱中，1509年又剥夺了六百七十五个官员的诰勅身份。刘瑾破坏一体化结构可谓肆无忌惮。他夸口说：“满朝公卿，皆出我门”。明末天启年间，魏忠贤更是不可一世，被他的走卒呼为“九千五百岁”，各地修建生祠供奉。魏阉官僚们，也以镇压东林党人为能事，把东林人士和一些正直不阿的文臣武将编入名册，加以杀戮或免职。
    这些情况表明，外戚与宦官是宗法之外的势力。他们在得势时便要挟制皇帝，打击儒臣，破坏封建王朝。这时，就会出现政治不稳，危机四伏的局面。
    既然外戚和宦官是明显破坏封建王朝的力量，那么，这种力量为什么会包含到封建王朝之中，并且必然膨胀呢？关键在于，外戚和宦官是由皇权的放大而带入封建王朝的。皇权尽管在封建王朝中担负着不可取消的调节使命，但皇帝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并与其所担负的调节任务不相称。朱元璋总揽大权后，每天要批阅奏章一百四十余件，此外还要处理几百件政务。控制论专家艾什比曾经说过，一个人的调节能力，最大不能超过他所能堵塞的系统变异度。也就是说，不能超过他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选择能力。皇帝为了放大自身的调节能力，不得不依靠某种力量。
    外戚虽然不是皇统正宗。但他们是皇帝最亲近的人。宦官地位低贱，招之即来，挥之即去，又是皇帝左右的近侍和耳目。因此，皇权利用外戚、宦官来监督控制官僚机构也就是一种不可避兔的选择。从短期看来，它可能是有效的，这两种势力也还可以处于皇帝的控制之下。但长期使用的结果，就必然造成封建王朝自身的破坏，甚至皇帝本人也成为傀儡并身受其害。这是一种历史的意志。只要存在绝对皇权的调节作用，那么不管皇帝多么英明、多么警觉，宦官或外戚专权总是要出现的。
    宦官为害最烈的要算明代。可是明初对宦官干政防范也最严。朱元璋鉴于历史教训，曾经制定了严禁后妃、宦官干政的法规，以绝后患。洪武5年在宫中悬挂刻有训戒后妃条例的红牌，明文禁止后妃问政，洪武17年又颁布了“祖训”，在宫内置高三尺的铁碑，上铸有“内目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并规定宦官不得任文武官，请官也不得与宦官有文件往来，宦官官位不能超过四品，并不准其读书识字。朱元璋在制度上堵绝外戚和宦官干政，可以说是费尽心机了。但后果又如何呢？由于无限君权和皇帝有限调节能力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能解决的，这就使得宦官和外戚二者之中总有一个成为皇权延伸的借用力量。明代外戚干政的禁令做得比较好，但皇帝不用外戚，就只能用宦官。宦官干政就必然越来越猖撅。
    朱元璋死后不久，这些祖训禁令对子孙就没有什么约束力了。明成祖因夺取皇位得力于以宦官充当耳目，对宦官便“久乃称肺腑矣”。英宗是太监王振一手抱大的皇帝，成人后便很自然地要依靠王振处理朝政。永乐以后，宦官的地位也起了变化。他们由受吏部领导，变为监视吏部，掌升选差遣之权了。宪宗时增设新的特务机构“两厂”一事，很可以说明皇权放大与宦官干政的内在联系。当时，已有特务机构东厂、锦农卫了。但宪宗仍疑心重重，怀疑身边的人和外间有勾结，便另设西厂，专门刺探外臣与民间活动，委心腹大众监汪直任头目，闹到天下知有两厂而不知有朝廷，只怕特务头子没直而不知有天子的地步。东、西厂之间也有矛盾。皇帝大可利用这些矛盾，监察控制官僚机构。宦官势力趁势发展。到明代末年，一体化调节能力完全丧失，最后土崩瓦解了。
    综上所诉，只要有皇帝就会有宦官，只要有宦官就算有一两个好皇帝，最终宦官也会干政，加速王朝的腐败和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