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力心里其实早已知道，赵卫红和自己结婚时是有目的的，但当她亲口对自己说出，心里仍有一种不“你不高兴了吗？如果你嫌我早有孩子，你和我结婚后悔了，咱们可以离。”
    赵卫红回北京后，不久来了封信，说自己怀孕了。王大力接到信反复把信看了好几遍，高兴的不知怎么好。心想自己马上就有第二代了，自己虽然还在山西，但老婆和就要有的孩子都是北京人，家也在北京，自己仍能算半个北京人，比其他两口子和孩子呆在山西的知青好歹都强一点。
    他写信嘱咐赵卫红在怀孕期间吃点好的，不要干重活，尽量能让胎儿在肚子里顺利成长，他高兴的连干活都倍觉有力。正在王大力掐指算着孩子已经几个月时，赵卫红又来了一封信，王大力以为又是一封报平安的信，可是打开一看，信里却写道：孩子流产了
    这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王大力一下坐到床上，冷静了片刻又重新拿起信，才看仔细。原来赵卫红工农兵大学时，学的是俄语，到这所学校教的也是俄语，这个学校只有初中，三个年级一共18个班，一年级只有两个班学俄语，三个年级才六个班，学校里原来就有两个四五十岁的俄语教师，去年一改革，每年级只有一个班学俄语，其它班都学英语了，三个年级，才三个俄语班，原来只准备留一个俄语教师，赵卫红她们三个教俄语的据理力争，最后好歹留下两个俄语教师教课，剩下的一个转行。赵卫红年级最轻，来校时间最短，便把她转行了，转到教务处，教务处原有一个老师负责教务工作，编编课表，印印考试卷子，给学生登登分奖状和书什么的。
    赵卫红去教务处，工作便是两人干了，那个老师是个五十多岁老太太，马上就要退休了，满头白发，又瘦胳膊细腿的，搬纸印卷子的活自然都是赵卫红干。赵卫红认为自己年轻力壮，一搬纸，搬书，搬考卷，一摞一搬也一尺多高，原先并不当回事，可一干起活也就忘了，总觉得一次能搬完的活为什么跑两趟呢。
    所以心里想着怀孕了注意点，可搬书和搬纸张照样一摞一摞的搬。一天，同办公室的老师问：“卫红，你怀孕几个月了？”
    “五个月了。”
    “五个月怎么没显形啊？”老教师的话让赵卫红心里打了鼓，忙到医院检查。
    医生检查后说：“你怎么搞的，胎儿死肚里了，你怎么不早检查保胎啊，你是不是干重体力活了”赵卫红无言以对，回家哭了一夜。
    怎么办呢？他知道王大力喜欢孩子，她也希望能顺利生下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一生下，梦琼就是这个孩子的姐姐，可是由于自己托大，孩子没了，沮丧之余，她只得把消息写信告诉王大力。
    王大力写信想回京看看流产的赵卫红，可赵卫红说：“留着探亲假，放暑假时再回来吧，那是学校放假，学校没什么人，她们住在学校才能安安静静过日子。”王大力接到信，一想也对，再过一个多月学校就放假了，到那时回京。于是便没立即回京。
    再说赵卫红，胎儿死肚里了，总不能让胎儿老在肚里呆着，要做人工流产，本以为这只是个小手术，没想做这个小手术，简直比村里自己生梦琼时都疼，好不容易把手术做完，大汗淋漓，好像虚脱一样，做流产手术是一个同事陪着去的，同事签完字后，认为手术不大，提前走了。
    做完手术后，赵卫红只得一个人走出医院。看着熙熙攘攘的人流，赵卫红有些眼晕，脚像踩棉花一样，一脚深一脚浅的，辛辛苦苦走到汽车站，等了会儿汽车来了，赵卫红刚要上车，抢着上车的人群一挤，把她生生地又挤了下来，愣生生坐在地上。
    车开走了，赵卫红正要挣扎着站起，突然一只毛绒绒的手把她扶了起来，一句生疏的中国话问：“小姐，要我帮忙么？”
    赵卫红抬头一看，是个外国人，个子不太高，五十岁上下，有些秃顶，金发碧眼。“没什么事，我刚做完手术，身体太虚了。”说着赵卫红在这个外国人的搀扶下，站了起来。
    “小姐，我看你脸色很不好看，你去哪，我送你回家吧？”
    “不用。”赵卫红推脱。
    “我送送你吧！”说话间那个老外拦住一辆出租车，让赵卫红坐进，自己也坐进，和司机说了一声，便把赵卫红送到她父母家。
    那个老外走后，赵卫红的姐姐赵卫芳问：“卫红，你干什么去了，怎么这个老外送你回来？”
    “我做流产去了，半路挤公共汽车没挤上，让人家把我挤得坐地上了。这老外看见，打出租车，给我送回来了。”
    “你没问这老外是哪国人，有老婆没有？”赵卫芳兴趣大涨。
    “没问，问人家这些干什么，又不是和人家搞对象？”赵卫红不解地看着姐姐。
    “你傻啊，现在北京姑娘都想出国，千方百计想结识老外，你这么机缘巧合，还不趁机缠上他，也顺溜着出国，比你当个门头沟的中学教务处老师强。”
    “可是我有爱人，也有孩子。”
    “你不会说你没有爱人，也没有孩子。”
    “撒谎，人家一查不就查出来了。何况我才二十多岁，他个大老头子我不愿意嫁他。”
    “你还不愿意嫁他，他还不知道娶不娶你呢，外国人对你结没结过婚有没有孩子不太重视。”
    “你想嫁外国人你嫁啊？”赵卫红见姐姐老师谈这个外国人，不禁反驳道。
    “他要看上我，我当然嫁了，别看我有两个孩子，我照样能装出小姑娘样儿。”赵卫芳说。
    第二天一早，那个外国人又敲响了赵卫红的家门。赵卫红开门一看，又是那个外国人，手里还拿着一把花。“你又来了？”赵卫红有些不好意思问。
    “来看你啊，看你身体好了点没有？”那外国人边说便把鲜花递给赵卫红。
    “请人家进屋啊！”站在赵卫红身后的赵卫芳忙说。
    “请进！”赵卫红只得把那外国人让进屋。
    那外国人进屋后，打量了一下屋里说：“你们中国人住的也不错吗，比我想象的要好。”
    “你会说中国话？”赵卫红问。
    “我在码头工作，经常和中国的海员打交道，又来中国两三趟，每趟都呆两三个月，所以我的中国话还会说一些。”
    “你是哪国人？”赵卫红的姐姐赵卫芳问道。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澳大利亚人，叫强儿，五十二岁，单身，码头工程师，身体健康无子女”他用不太连贯的着。
    “叫强儿，是墙斗草的墙儿还是坚强的强？”赵卫红问。
    “你胡说什么啊，强儿，就叫约翰，他叫约翰”姐姐赵卫芳忙替那外国人解释。
    “外国人怎么净是叫约翰的？”赵卫红又问。
    “约翰，在英语国家里是一个很普通，很常用的名字，像中国农村小孩常用的铁柱啊，大山啊，狗蛋啊那样的名字一样普遍，叫的人特别多。”赵卫芳故意显示自己知识的渊博。可是当她说约翰这名字和中国小孩名字狗蛋一样多时，赵卫红看到那外国人似乎听懂了，皱了皱眉。
    “你这花事给她的，还是给我的？”赵卫芳指指放到桌上火红的玫瑰花问。
    “给她的。”那外国人指指赵卫红。
    “难道不能给我么？”赵卫芳又问。
    “闹闹。”那外国人摇摇头。
    赵卫红每天和这外国老头出没在赵卫红父亲所工作的大学校园里，已成为学校里的一景。学校也有外国人，但那都是来大学做学术访问的，三三两两的来，又三三两两的走。校园里，操场边，大路上，树荫下，也有外国人驻足，但一看都是留学生火外教人员，像赵卫红和这个半秃头外国老头，亲亲秘密，树下花荫，踱步聊天，偶尔那老外的胳膊还缠着赵卫红的腰，外人乍看在大学校园里还是头一份。
    赵卫红头几天那外国老头找她时，她不愿在家多呆，烦那个崇洋媚外的姐姐无休止的话唠，便陪那个老约翰在大学校园里溜达散步，那老约翰和她扯扯外国的生活，外国的艺术，一会儿说说巴黎卢浮宫，一会儿说说埃及金字塔，一会儿说说悉尼歌剧院，一会儿说说荷兰大风车，好像世界五大洲他都去过一样，不停地在赵卫红面前炫耀，赵卫红问：“你整天满世界玩，不上班了？”
    “我每年有一个多月假，我在这一个月便去世界旅游。”
    “你怎么没结婚？”赵卫红又问。
    “我二十岁时结过婚，但只结了一年就离了。”
    “为什么？”
    “感情不和，我搞的那个对象太漂亮了，让一个有钱人的公子看上了，我那老婆便跟他上了床，我们便离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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