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茂是坐火车回北京的，两个多月插队，一回家，母亲高兴的合不拢嘴，忙给他做了一碗住挂面上面还卧了三个鸡蛋，吃得他香香的
    回北京真好，这里是自己的家啊，自己从小就在这个屋子里长大，床，桌子，凳子，连墙上的**像，都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
    他饱饱地睡了一觉，享受着父母亲，兄弟姐妹们对他的亲情，他像出征得战士从战场回来一样，真有点像：几回回梦里回延安，一头扎进宝塔山。
    第二天，他去看望和他一块回京探亲的好友金杨。
    他走到古楼大街一条胡同里金杨的家。一进院门，见金杨家一串屋门仍然贴着革委会贴的封条，只有南屋的门没有封条，他知道金杨住在那儿，便推门进去。
    屋子不大，中间有一个比磨盘还大的扁圆形的石头放在屋子正中，孙茂知道那是个井盖，水井就在井盖底下，现在用自来水了，井就常年盖着盖了。
    屋里冷飕飕的，金杨还没起床，缩在床上被子里，像个虾球。
    “怎么这么冷，没生火啊？”孙茂问。
    “生火了，又灭了。”金杨有气无力地答。
    “吃了吗？”孙茂又问。
    “火车上咱俩不是都吃了吗，回北京还没吃呢。”金杨答。
    “唉”孙茂叹口气。金杨使他中学时期最好的朋友，初一时，他们就是一个学习小组的，下课后经常来他家复习功课，他家院子大啊，十好几间，家里人又少，只有金杨父母和姐姐与金杨四个人。
    金杨家里的家具都是古色古香的深棕色擦得油亮亮的，墙上还挂着一些古画，漂亮的大撢瓶上插着闪着棕红色光的鸡毛掸子。大穿衣镜，有人高，两个大闹锺，也都有一米高，钟摆摆来摆去，很有韵味，在他们家学习，一是安静，二是凉快，他家屋子高，又大，所以夏天坐在里面，也挺凉爽的。
    金杨的父母都在工艺品厂工是工人，可是孙茂不信，工人哪能住那么大的房子，用那么好的家具。他没问金杨，金杨也从没向他解释。
    文化大革命，这一切都亮了底了，原来金杨的祖上是满洲贵族，到他爷爷这一辈，才衰落，他父亲喜欢摆弄家里的古董字画，画儿画的不错，解放后，编导工艺品厂当美工了。文化大革命，他父亲因为祖上的问题，被红卫兵揪了出来批斗，戴高帽子游街，斗了两三个月。
    刚被放回家，又被厂里的造反派抓起批斗，又关了两三个月，刚被放回家，又被他老家东北来的红卫兵抄家，批斗，刚被放回家，街道上的造反派又要抓他父亲批斗，他父亲仰天长叹：祖上缺了什么德了，让儿孙还债，没完没了的还，永远还不完，算了，我也不还了。趁着他的人不注意，跑到什刹海，一个猛子跳下去，便告别世间。
    金杨的母亲望着从什刹海捞上来的父亲的遗体，不哭，不笑，只是呆呆坐着，但随后也被红卫兵把她和金杨，金杨姐姐轰回东北老家，金杨和姐姐半路逃回北京，母亲不久便在老家死了。
    金杨家只剩下姐弟二人，姐姐只比金杨大两岁，从此，姐弟俩觉得自己家祖上是满洲贵族，父亲又自杀身亡，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自己成了黑五类的狗崽子，面上无光，矮人一等，便白天都不出大门了，只有晚上，趁胡同里月黑人少时，才跑到一里路外的饭馆，买上二斤包子，作为一天的伙食。
    家里留下的钱一年多也就花完了，工艺品厂又停了父亲的工资，姐弟俩没办法，只能把家里的东西拿出去卖，一个卖给废品站，家里的铜盒，铜锅，铜铲，铜香炉，都卖了，另外一个就是卖给信托商店，他家离的近的一个事古楼信托商店，一个事东华门信托商店，好在，他家房子多，家具多，买个十件八件的，也不显少。
    后来有人发现了，报告了街道，街道造反派便给他家的屋门都贴了封条，只留给有水井的南屋，给他姐弟居住。这时，恰赶上有学生内蒙插队，金杨的姐姐便去了内蒙，没半年，金杨也去山西插队了。
    “走，咱们吃饭去啊？”孙茂说。
    “哪啊，没钱。”金杨懒懒地答。“队里刚借的十块钱呢？”
    “买火车票了。”
    “呦，我掏钱吧。”孙茂道。
    金杨起了床，开门向院里望了一下，见没人，忙向孙茂说：“你把院门给我关上别让人进来。”说着，拿上一把小刀，走到东边的一间屋，用小刀撬门边的窗户。
    “你把窗户弄坏了，造反派不把你抓走？”孙茂忙止住他。
    “弄不坏。”金杨用手推开孙茂，“这个窗户是活的，里面只有一个别子，把别子拨开，就能推开了。”果然，没一会，窗户里递出两个绣墩，他跳出来后说：“拿上，咱俩出去把它卖了。”说着二人便关上窗户，瞧瞧胡同没人，便拿着绣墩直奔古楼信托商店。
    信托商店里只有两位四十来岁，蓝衣服带造反派红袖章的人。金杨和孙茂把绣墩拿进屋里，其中一位穿蓝衣服戴红袖章的人一见金杨，便问：“小子，这几个月不见你，哪去了？”
    “去山西插队了。”
    “怎么回来了？”
    “回来过春节。”另外那位穿蓝衣服戴袖章的问：“你这绣墩哪来的，有户口本吗？”
    金杨这才想起，自己去山西插队迁户口时，派出所把户口本收了，便说：“没户口本。”
    “那不能收。”那人道。
    “可这是我家的啊！”金杨大声说。
    “收了吧，老赵。”刚才和金杨打招呼的那位蓝衣服红袖章的人说：“我认识他，他家就是古楼金家，老来咱这卖，不会偷的，要偷，也是偷自家的。”
    “好，那收吧，一个五块。”那个叫老赵的说。
    “我看，这是花梨的多给点吧。”和金杨熟识的那个人向老赵递了个眼色。
    “看你插队的，我儿子也在山西插队，这样吧，两个十五块。”那位姓赵德说道。
    金杨和孙茂拿着钱，找了个饭馆，要了两盘肠，一盘猪耳朵丝，两升啤酒，两碗汤面，足足又吃又喝了一顿。
    好运不长，就在金杨第三次敲窗户拿自己家的凳子时，被埋伏在院外的街道造反派抓住了。他和孙茂被扭送到派出所。
    审问他们的是一位五十来岁的老警察。
    老警察坐在桌子后面问：“哪的人啊？”
    金杨答：“前几个月是北京人。”
    老警察抬起眼看了他一下，觉得奇怪道：“这几个月难道就不是北京人？”
    “不是了。”
    “不是了，那是哪人？”
    “是山西人了。”
    “怎么又是山西人了？”老警察停止记录，抬起眼问。
    “插队了。”
    “噢。”警察好像明白了。便低下头又问：“犯了什么事啊？”
    “没犯事。”金杨，不紧不慢地答。
    “没犯事，他们给你送这来了？”
    “嘿，谁知道呢？”金杨仍然不紧不慢。
    “他偷东西！”扭送他们来的造反派说。
    “偷东西，偷什么啊？”
    “凳子。”造反派答。
    “我没偷凳子。”
    “怎么没偷，抓住你了。”造反派声音大些。
    “莫须有。”金杨低声说。
    “到底怎么回事？”老警察加重了语气。
    金杨便把偷自己家凳子的事说了一遍，并拍拍自己的肚子说：“大叔，我也是没办法，大队只借了十元钱，买火车票了，回北京住自己家没吃没喝，喝西北风吧，北京的西北风还没山西风大，你说让我怎么办？”
    警察和押送他们的造反派到另一个屋子商量了一会儿，回来对他们说：“你们偷了封存的物品，就是偷，按说要把你们关起来，只不过关起你来，你倒有地方吃饭了，这样吧，先警告你们一次，下次可不能偷自家了，北京没吃的，先回山西吧？”
    “山西回去也没饭吃啊？”金杨说。
    “那你们先回街道，让街道先给你解决一下吃的？”老警察看了看押送他们来的街道造反派说。
    “街道哪有吃的呀？”押送他们来的那两个造反派说。
    “那怎么办啊？”孙茂问。
    “怎么办，你们自己想办法！”老警察好像生了气。“赶快走吧！”
    “哪有不关你，还不走的，真怪了事了。”老警察大声道。
    王大力回家已经两天了。第三天，他要完成村里老乡交给的任务。
    早上八点多钟，吃过早饭，他便乘车去东西。去东四，他要去隆福寺人民市场去购买四尺黑条绒和一双解放牌球鞋，这是队里三个老乡交给他的任务。
    九点钟，市场开门。北京的市场他记得只有四个地方货场比较多：一个是百货大楼，一个是东安市场，一个是西单百货商场，一个就是隆福寺人民市场了。隆福寺离他家较近，所以他的第一站先去隆福寺，隆福寺人民市场如果没有，往东南走几站路，便到东安市场，东安市场如果还买不到，再往南走一站多地，便到百货大楼，这三个地方离的不远，他在心里早做了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