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失守，对蒋介石来说已是预料中的事，他这时的注意力开始由沿江，重点转移到了上海，最使他担心的是存放在上海国民党政府所属中央银行中的那批巨额黄金、白银。
    上海中央银行中的这批金银，是蒋介石在1948年8月19日向全国发布命令，采取发行金圆券的方法，从全国强行收兑黄金白银弄到手的。他下令国民党政府金融机构从社会上从速抢兑所有金银，连妇女的首饰也不能私藏，必须一律兑给中央银行，违者予以没收。国民党中央银行由此从全国搜刮到了大量黄金，据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档案记载：11月29日“已将黄金装箱手续完成，共774箱，合纯金2004459市两”。
    12月1日，蒋介石下令开始将中央银行的黄金转运台湾，蒋介石的大公子蒋经国和原蒋总统府军务局局长俞济时手持蒋介石的密令，来到中央银行亲自监督搬运全部库存黄金。据中央银行稽查处处长李立侠回忆：“午夜由上海装运，当时整个外滩戒严……这批总数为二百万四千余两，由海关缉私舰‘海星号’装载，并由海军总部派‘美盛号’护送，运至基隆登陆。第二批运走五十七万两干余两，仍由‘海星号’装运，‘美朋号’护送，在厦门登陆。”
    12月31日，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向蒋介石报告：“已妥运台北黄金2004459市两。又运出黄金151箱，合纯金572899市两。银币1000箱，合400万元，借用海关巡舰‘海星号’装运，前往厦门。”这时，仍有从南京等地劫掠到上海的黄金、白银来不及直接转运台湾，陆续存入上海中央银行，待运台北和向广州等地疏散。
    因此，隐居溪口的蒋介石在解放军兵锋直指上海时，怎能食定寝安？他始终惦念着上海中央银行中那些还未来得及运走的黄金、白银。在解放军渡江占领南京的次日，即1949年4月25日，蒋介石便由溪口乘“大康号”兵舰直驰上海，于26日中午抵达吴松口内的复兴岛，连忙把毛人凤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叫上了岛。
    蒋介石此时头脑中的军事战略部署思路，始终都被此地国库中的黄金和白银缠绕着。但他在面见毛人凤、汤恩伯后，在一开始仍强打着精神询问南京的情况。
    毛人凤、汤恩伯明白蒋介石这时急想知道的是上海，便先分别简单地汇报了一下长江江防和南京的情况。蒋介石呆视着房间一角，静坐着，也不知道他听进去了没有。
    “说说上海吧。”蒋介石打断了汤恩伯的话。
    “我们已经做好了保卫大上海的战斗准备，誓死焦土抗敌。”汤恩伯的调子唱得很高。
    聪明的毛人凤则什么也没有说，他准备听了蒋介石的话音后再表态。
    “中央银行里的黄金还有多少没有运走？”蒋介石终于说出了他所关心的事。
    “大约还有20万两黄金，加上白银和银元等，共约值3亿银元。”毛人凤如数家珍般地回答，他是从中央银行稽查处处长李立侠那里得到这些准确数字的，时原银行总裁俞鸿钧已辞职，由刘攻芸继任总裁。
    “转告刘攻芸，你们要抓紧运。”蒋介石说，他边说着边索来笔墨，专门下达抢运黄金的手令，他写道：
    “为了妥善处理上海现存有的约值3亿银元的黄金、白银：
    一、命令原上海市市长吴国桢休假，改由陈良以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代理市长，负责利用大批轮船将全部金银抢运台湾。
    二、命令汤恩伯集中全部兵力，死守上海，直到运完金银后，准其率部向舟山群岛撤退，以阻止共军的海上追击。
    如该项金银不能安全运到台湾，则惟汤恩伯、陈良是问。”
    蒋介石把手令交给了场恩伯：“你我陈良商量一下，要抓紧时间。一定要抢在共军到来之前把这些东西全部运走！”他的口气很严厉，不容更改。
    “是！我保证完成任务。”汤恩伯把手令对折了一下，放进军服上衣口袋里。
    蒋介石接着对毛人凤说道：“你们局要配合好这一行动，整个戒严的事就由你们局负责了。注意的是，杜长城的行动一定要在场司令的转运行动完成后再开始，免得惹出乱子。”
    “是！我一定要掌握好时机。”毛人凤表示说。
    毛人凤、汤恩伯退下复兴岛，开始分头部署贯彻蒋介石所指示的抢运任务。
    汤恩伯和毛人凤秘密执行洗劫上海的阴谋开始付诸实施，而国民党军方的一些高级将领如参谋总长顾祝同等却还蒙在鼓里，他们不知道蒋介石命令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上海，说穿了是让他们在前面抵挡住解放军的进攻，而让特务们把上海的黄金、白银等财物席卷向台湾。
    4月27日，顾祝同在上海召开作战会议，他的报告还未作完，第三厅厅长蔡文治就站起来说：“我不知道这仗是怎么打的？！……我们现在几十万大军退集上海，前无出路，后有大海，到这里是预备跳海吗？我判断敌人行动无一不确实，可是指挥作战的毫不采纳。如此这样，幕僚还有什么当头。我滥竽这个作战厅长真是愧对自己，对不起祖宗，对不起总理、总裁！”
    蔡文治气呼呼地说着，一边用两手扯着军服衣襟的下边，猛然向两边一撕，把军服上的扣子从下到上全部拉断了线，衣扣飞向会场四周，他接着大声哭着说：“我不干了，我不再当军人了！”
    全场惊愕。
    顾祝同安慰蔡文治，说：“蔡厅长，你沉静一点，有话慢慢说。”
    坐在一边一直没有吭声的汤恩伯知道今天会议上大家的矛头都在对准他，他再也坐不住了，愤怒地站立起来，指着蔡文治训斥：“你这个小孩子懂得什么？”因为汤曾经当过军校的大队长，蔡当时是学生，所以汤如此出言不恭。
    蔡文治当即还击：“你还有脸摆出你的老师臭架子！军校学生再没有一个人认你这个饭桶老师，没有哪一个人再承认你是军人了！”
    这几句话对堂堂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来说是很重的，刺到了汤的痛处。
    此时，汤恩伯也已是忍无可忍，众目睽睽下，他竭力大声辩解，不得不甩出了最后的王牌，说：“我集结主力，退守上海是奉有总裁的命令！总长也要服从这个命令！你们看，这就是总裁的手令！”他从上衣口袋中摸出那张对折的纸来，故意在参谋总长顾祝同的面前抖开，晃了一晃。
    顾祝同呆坐在那里。
    会场上戛然静得如无人一般。
    汤恩伯刚才涨得通红的脸恢复了正常，接着，他洋洋得意地宣读蒋介石的手令。
    大家到此方恍然大悟，有吃惊者，有长嘘者，更多的人呈现出的表情，则是在明白原来受了蒋介石愚弄后的伤感。
    汤恩伯见大家谁也不说话，接着又解释说：“因为金银数目太大，停在上海的船舶又不多，前几天，陈良怕我守不住，每船装重了一点，以致‘太平号’轮船在舟山洋面触礁沉没，因而我和陈良都不知怎样才能逃脱总裁的责骂和惩办。”其实，汤恩伯在这里所说的‘太平号’轮船，是中央银行租用的一艘商船，装运的是本行的档案卷宗，在宁波海面与台湾开出的一艘国民党军舰相撞沉没，所运载的档案卷宗全部损失，随船的6名押运人员，仅1人生还，而并非汤恩伯在这里所吹嘘的是装载的黄金。
    与会者的目光齐刷刷地都在看着汤恩伯，盯着那张蒋介石的手令。
    汤恩伯用手指着蔡文治的鼻子，冷嘲热讽地挖苦道：“你这小孩子知道我的困难吗？依你的计划，主力分散到浙赣沿线，上海守不到必要的时间，这些黄金运不出，落入敌手，试问这责任由谁来负？”他收回了手令，转而对着大家用缓和的口气说道：“我本来是奉命保守秘密，不敢随便泄漏。今天不是这小子发狂，我还不给你们看呢。算了吧！总裁无意久守上海牺牲实力，只要运完金银就了事。军事上的责任由我来负，你们多管什么闲事！你们这些长官、同事们先请到广东去吧！免得在此妨碍我的手脚，必要时还得要我保护你们。”
    狂妄至极的汤恩伯越说越放肆，顾祝同等将领一个个面红耳赤，半天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次日，汤恩伯又在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召开会议。会议开得非常机密，参加当日会议的人员都是与具体负责抢掠黄金等物资有直接关系的各方头目。
    会议最后决定事项是：一、将中央银行所存黄金、白银和银元，全部运往台湾；二、机器设备、车辆、纸张及暖气设备等物资，都运往台湾；三、棉纱、布匹，大部分运往台湾，一部分运往香港，由上海市政府派人到香港管理；四、所有招商局及民生等公司的轮船，除留一部分军用，其余都交由物资局调用；五、3000多只帆船及大小木船，其中有一半不能驶往台湾，暂留作军用外，能驶往台湾的，都交由物资局调用；六、所有护运工作，都由交警总局负责，由该局派两个总队专司护运；七、上海市政府派民政局局长陶一珊协助物资局局长江构处理公务；八、上海资本家的物资，由上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会同上海市政府民政局调查，监视工作则由稽查处负责办理。
    5月15日上午，汤恩伯派人到中央银行抢运最后一批黄金和银元，遭到了银行的拒绝。于是，汤恩伯亲笔手令给中央银行，称：“为适应军事，贵行现有黄金银元除暂留黄金5000两、银元30万元外，其余移存于本部指定之安全地点，需要时陆续提用。”17日，银行职员在军统特务们的武力淫威下，打开了金库大门，特务们一拥而上，把库中的黄金、银元抢劫一空。中央银行只好承认既定事实，复函汤恩伯，称除按汤的规定数量留下的黄金、银元外，“其余黄金198000余两，银圆及半圆129万元，即刻移送安全地点”。这是蒋介石从上海金库中抢运的最后一批黄金、银元。
    至此，蒋介石集团在撤离上海前，从中央银行里共劫去台湾的黄金有277.5万余市两，银元1520万元，都交给了东南军政长官陈诚；由上海运到香港的棉纱、布匹等物资，价值共400多万元港币；另外还有1537万美钞从上海花旗银行劫出，运往美国，存入美国储备银行，入了国民党政府的账户。毛人凤事后还埋怨汤恩伯，说：“如果上海能多守半个月到一个月，则能运出更多的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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