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是一座既得水之利又受水之患的城市。
    自有水文记录以来的134年间，武汉平均每10年就要遭遇一次洪水。可是进入60年代以来，这种规律被打破了。1966年至1998年33年间，汉口武汉关年最高水位超过27米的年份就有12年，不到3年就要遭遇一次大洪水。而在1966年以前的100年间，27米以上的高水位只出现过6年，平均每16年一遇。
    水患频繁出现的原因，似乎并不能仅仅归罪于天。
    在长江上游，掠夺性的砍伐使森林植被大片大片消失，森林覆盖率已由50年代初的40％减少到20％。与森林面积减少一半相对应的是水土流失面积增加了一倍。据测算，每采伐一立方米木材，就会增加0.4吨年输沙量。仅四川的6大水系每年的输沙量就达到32512万吨。泥沙俱下，河床抬高，水位上升。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据实测资料统计，长江干流螺山，汉江干流新城与汉口之间近40年来平均年输入沙量为5.33亿吨，而汉口武汉关每年平均输出的沙量却只有4.3亿吨，区间平均每年淤积沙量1.03亿吨。
    久居武汉的人会发现，近一二十年来，武汉段河床在悄悄发生着变化。不但主泓道已从左岸偏移到右岸，而且左岸汉口的边滩迅速淤高、扩宽。在正常年份的汛期，这里水深也只有两工三米，一到冬季枯水季节，人们可以从左岸一直走到江心的天兴洲。水越来越浅，已影响到武汉客运港埠和一些货轮码头的正常运营。
    1998年汛期，在汉口丹水池，中南石化武汉公司一位干部指着江中一座仅露出半截身子的建筑物说，那是他们公司修建的延伸码头，由于平时水浅油轮不能靠岸，他们便修了这座伸到江心近1公里的码头。可是当年的大洪水中，它却成了阻水的障碍物。同时，由于长江主泓沿武昌岸线逼近堤岸，河床纵向淘刷不能加剧，致使十几年来武昌长江沿线多处发生顶冲崩岸，直接威胁着市区安全。
    大自然不但给了我们长江，还给了许多通江湖泊，它们好像附着在长江上的“水袋子”，起着调蓄洪水的作用。可是人们在圆“荒湖变粮田”的美梦时，也将长江改造成了“直肠子”。
    据统计，50年代以来，由于人工围湖造田，填湖建厂建房，长江中下游水系的天然水域减少了1.2万平方公里，丧失了622亿立方米的调蓄能力，几乎相当于3座三峡水库的防洪库容量。据专家计算，洞庭湖每围垦1000平方公里的湖面，城陵矶的水位就会抬高0.38米。这对下游武汉的威胁是不言而喻的。
    而有“百湖城市”之称的武汉，如今幸存的湖泊也已寥寥无几。据资料记载，本世纪初，武汉仍拥有水面100亩以上的湖泊300多个，当时的汉口“帆樯林立，商贾云集”，可是围湖造田，填湖建房建厂，倾倒垃圾，使湖泊迅速消失。水的家园变成了人的居地，变成了工厂和机关。而仅存的27座湖，其容量也在急速地萎缩。连武汉人为之自豪的东湖，1989年至今就发生填湖事件70余起，湖面面积减少了1000多亩。昔日大雁筑巢的东湖落雁区，如今已成了繁华的街市。
    人不给水出路，水就不给人活路。1998年7月21日至23日，武汉连降3天特大暴雨，市区被淹面积达47.3％。全市54个泵站同时抽水，7天内抽排渍水1.1亿立方米，相当于将一个东湖的水量丢进了洪水滔滔的长江，使长江雪上加霜。
    “水袋子”没有了，长江中上游的金沙江、岷江、沱江、嘉陵江、洞庭4水，乌江、清江及汉江等8大水系、占流域集水面积80％的洪水一刻不停地全都要从武汉经过。于是便出现了虽然1998年的洪水不比1954年大，“武汉保卫战”却比1954年艰巨得多的严峻局面。
    无视水的存在，一些人往往干出利令智昏的事。7月6日，武汉关水位达到28.17米，超过紧急水位0.87米。这天下午，武汉市轮渡公司某些人因经济利益之争，竟人为地将两只大船凿穿下沉在汉口集家嘴江滩，这里与武汉头号险段龙王庙仅咫尺之地。船一头压着江堤一头伸进水里，不但给行洪造成了障碍，而且危及大堤安全。市防汛指挥部下令他们立即将船拖走，可是公司某些人仍以种种理由拖延，直到7月9日才将两只船拖走。
    挤占水的生存空间，水就会将你逼进尴尬的境地。
    7月30日，武汉关水位超过危险水位猛窜到29米。这天中午，汉口丹水池长江干堤出现入汛以来最严重的特大管涌，涌口直径达80厘米左右，江水汹涌地扑进堤内，水柱喷射1米多高。在它后面不到400米就是京广线，就是人口密集的城区。当抢险人员火速赶到现场时，他们发现，管涌处在某单位依堤而建的煤气站内，煤气站用围墙围着，里面面积不到50平方米。1000多名抢险人员被困在门外，情急之中，不得不破墙而入。
    1931年大水，使汉口惨遭灭顶之灾的就是这段干堤。那年也是7月30日，江水从这里破口而入，水势汹涌冲入市街，“市镇精华，摧毁殆尽，浮尸漂流，疫病流行，米珠薪桂，无食者23万人。”1954年，这里也曾出现过重大管漏跌窝险情，经武汉军民奋力抢险才逃脱溃口的厄运。
    在这段3640米的江堤下，密密麻麻挤着11家企事业单位，各种建筑物一直延伸到堤下，有的建筑物甚至围堤而建，一直蔓延到江滩。有仓库、食堂、教室、医务室，资料室、陈列馆，还有依水而居的民舍。而且各单位之间都用围墙隔着，没有防汛通道。
    据武汉市防汛指挥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自1980年以来，武汉市共清除沿江各类阻水物18.5万平方米。可是违章占滩，乱搭乱盖仍屡禁不止。直至今年，市区堤外仍有1000多亩滩地被占用。其中，61个单位兴建的300多座建筑物、构筑物就占用滩地660亩，从江汉二桥到龙王庙，近几年在江滩上填起了10个停车场，深入河道10余米。
    虽然早在1984年，武汉市就正式颁布了《武汉市市区河道堤防管理条例》，并制定了市区河道堤防管理实施办法，可是由于缺少水政监察执法队伍，河道管理一直没有真正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
    7月30日，就在丹水池地段发生特大管涌后，武汉市防汛指挥部根据1998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下达4号令，命令丹水池长江干堤附近的11家企业必须于8月6日前，自行拆除障碍物，打通防汛通道。8月2日又下达7号令，命令武昌区临江大道的5家企业和学校，在8月6日8时前拆除离堤脚40米范围内的房屋、车间、货场及其他各类设施，打通防汛通道，以确保长江大堤安全。
    8月21日，在武昌区临江大道上，由于5家企业、学校长期挤占着近1公里长的临江大道，汽车不得不在这里改道而行，7号令下达后，一些单位正在拆除建筑物。在裕大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这里紧挨着堤边的3个车间，3个仓库已经拆除，堤边的溴化锂车间，配电房和水厂仍在生产，据公司一位领导介绍，这3个车间是厂里的命脉，如果拆了，全厂都得停产。
    他苦笑着说：“这3个车间最后还是要拆的，这次拆除直接造成的经济损失将达到6600万元。”据悉，裕大华集团是武汉市纺织行业惟一一家盈利企业，这次拆除有可能使该厂陷入困境。虽然该厂拆除的建筑有一部分是三四十年代遗留下来的，但大部分却是70年代以后陆续建起来的。如今，他们不得不吞下这枚苦果。
    据不完全统计，仅4号令、7号令命令拆除的违章建筑就达到2.8万平方米，直接经济损失超过2亿元。
    惨痛的教训已经使人们警醒，如果再不调整人与水的矛盾，水给人的报复将会一年重于一年。
    8月12日，武汉市政府成立建设防汛通道指挥部，下决心彻底清除违章占滩、填滩兴建的建筑物，彻底整治沿江防汛通道的“肠梗阻”。
    幸存的27座湖也受到了人们的特殊关爱。武汉市已将它们列入重点保护区，并实行蓝、绿、灰“三线”管理，不但保护现有湖面不受侵占，湖泊周围的绿地也不得占用。据悉，《武汉市山体湖泊保护条例》正在紧张起草中。
    现实已经告诉人们：人与水以对抗的方式较量时，其结果必是两败俱伤。如果疏之导之，则能进入“天人合一”的美好境界。
    8月14日，武汉关水位29.05米。为迎战即将到来的长江第6次洪峰，武汉沿线几十万军民正紧张地日夜加固堤防。“人在堤在，誓与大堤共存亡”的横幅到处可见。
    也就在这天，江泽民总书记来到武昌月亮湾。月亮湾是著名的险段，历史上曾多次发生重大险情。可是如今这里显得非常平静，没有其他地方的紧张和忙乱。
    月亮湾防汛专防指挥部指挥长徐扬铭感慨地说，如果不是这两年加大投资修起了这道钢筋混凝土的高标准堤防，今年的月亮湾不可能有这种平静。
    这里是一个形如月亮的矶头，正迎流顶冲长江与汉江汇合后奔腾而下的急流。几乎每到汛期，这里都要发生一场惊心动魄的人与水的搏斗，消耗的物资不计其数。仅1996年汛期，就白白丢进360多万元。不仅如此，武汉铁路分局武昌北站建在月亮湾堤防边的仓库不得不拆除，货场的铁路线不得不停运，仅此一项，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达到100多万元。
    痛定思痛，地方政府和铁路部门决定共同投资彻底根治月亮湾堤防。直接受益的铁路部门拿1768万元，武汉市拿400万元。工程按1954年武汉关最高洪水位29.73米再超高2米设计堤高，堤基、戗台、防水墙全部采取钢筋混凝土结构。工程分两期施工，1998年4月28日全面完工。一道有着8米宽戗台和近2尺宽防水墙、长853米的大堤屹立江边。
    然而，在武汉市区长达286公里的堤防中，像月亮湾这样高标准的堤防毕竟太少了。
    根据1990年修订的《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报告》，国家规定武汉市堤防堤顶高程按1954年汉口武汉关最高洪水位29.73米超高2米设计，堤防工程等为一等一级水工建筑物。虽然武汉市自1982年就开始了堤防全面达标工作，使市区堤防防洪能力大为提高，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目前的堤防现状仍令人忧心。
    全市286公里堤防中，85％为土堤。纳入国家计划的178.5公里确保干堤中，目前只有157.47公里形象达标，其中土堤长133.96公里，防水墙只有44.57公里。确保干堤中还有21.03公里堤高尚未达标。就是目前堤高已够标准的堤防，大部分也仅仅只是形象达标，并未真正达到防御大洪水的标准。这是因为武汉市区堤防大部分堤段都是在历史代民垸堤的基础上逐步加高培厚筑成的，不少堤段建在人工杂填土上，还有的堤段是填筑在过去的倒口地段，堤基都未很好地进行处理。
    武昌中华路和汉口龙王庙两大险段的堤基还是明朝时留下来的，距今已有500多年历史。90年代初，改建黄鹤楼码头时，曾开挖过中华路一段老驳岸墙的底部，发现6米高的老驳岸墙底部墙体结构松散，厚度只有40～60厘米，而且下部基础未做任何处理。
    三镇老城区的堤防多为驳岸、防水墙两级结构，由于大部分驳岸和防水墙修建年代久远，驳岸墙工程严重老化，基础不牢，墙身风化、剥落，多处裂缝、下挫，自身稳定性逐年降低。随着每年汛期的加固，这些驳墙上部的荷载较之过去有增无减，基础条件不断恶化。而市区堤防上的45座涵闸，修建最早的距今已近百年，最晚的也已使用20年以上，这些涵闸大部分年久失修，闸体破损，闸顶及闸室高程未达标。这就是为什么1998年武汉最高水位只有29.43米，沿江堤防却险情迭出的重要原因。
    而最让人忧心还有那些被称作“黑户”的堤防。这些堤防有的是市区扩散后纳入进来的，有的是城乡结合部的。这些没有列入国家计划的堤防全市共有35.2公里。这些“黑户”堤防全是长江干堤，有这么长危机四伏的堤防，怎么会不让人颤颤惊惊，如履薄冰！
    正是堤防的脆弱点太多，抗御今年的特大洪水才显得异常的艰难。
    严防死守，死保死守。从6月28日武汉关水位突破设防水位以来，人们已经在堤上与洪水搏斗了70多天。几十万军民将人的精神力量发挥到了极致。
    可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果真有万一的情况发生，怎么办？根据长江中下游防洪规划要求，位于汉口西北隅的东西湖是保卫武汉市区安全的最后一个分蓄洪区。当武汉关水位达到29.50米时，预报上游水位继续上涨，武汉关水位将超过29.73米时，根据省市下达的分洪命令，东西湖区将实施分洪准备。可是目前东西湖区内堤防及分蓄洪设施现状，难以成为确保武汉市区安全的分蓄洪区，即在未达到规定分洪标准的情况下，这里就有可能提前溃口，对武汉市造成威胁。因为区内围堤单薄，存在多处险工段，有的堤段高程尚未达标。而且湖区现有人口20.68万，里面既没有安全楼、安全台，也没有安全转移道路，一旦分洪，难以确保转移群众的安全。
    幸运的是，1998年的最高洪水位只有29.43米。可是这样的幸运谁能保证年年都会有呢。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1998年汛期，武汉市区堤防共发生大小险情近千起，其中重大险情近百起。仅龙王庙就发生大小险情50多起。
    减灾等于增产，这本是一个极为简单的道理，可是人们却很难真正认识到。于是便出现了水灾来了抗洪，水灾走了忘洪。“以防为主，防重于抗”的方针常被人束之高阁。
    有人说，如果将这些年来洪灾给该市造成的损失经济用于堤防工程建设，武汉286公里堤防可以高枕无忧。
    “防重于抗”，这是人们在经历了1998年这场特大洪水的痛苦折磨，饱尝了与洪水搏斗的艰辛后痛彻心肺的认识。防是主动，抗是被动。被动必将被洪水牵着鼻子走，被动使人只有防守之力，而无还手之术。
    据专家计算，防洪投入资金与经济效益之比为1：20。这指的仅仅只是经济效益，而它减少洪灾造成的人力投入，避免人员伤亡，疫病流行，使人民安居乐业的巨大社会效益却是难以估量的。
    1998年的特大洪水又一次给武汉市敲响了警钟。7月下旬，在送走了长江第二次洪峰后，市政府紧急投入1800万元，实施28项应急抢险工程。这28项工程几乎是全是历年遗留下来的险工险段。一边与洪水抗争，一边夜以继日组织施工，仅仅用了一个月，就完成了其中的15项工程。
    武汉堤防第一险——龙王庙险段的整治也将于1998年底开工，整个工程预计投资1.2亿元，2000年完工。工程完工后，将消除武汉市堤防中的心腹之患。
    据悉，武汉市城市防洪总体规划已经出台。这个总投资达36亿元的防洪规划包括的主要工程有：堤防形象达标，涵闸改造改建，堤防整险加固，险工险段整治，河道整治，河道清障，分蓄洪区建设等。它的完成将大大提高武汉市的防洪能力。
    防患于未然，这无疑是最明智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