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
    笔者目击了这场令人发指的批斗老干部的场景。它那丧尽人性的行为，激怒了有正义感的人们。笔者同一些人，中途退场了。
    我们不必详述彭罗陆杨每个人遭到的法西斯式的折磨。这里仅就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文化部长陆定一，说一说他遭受的苦难!
    血泪的控诉
    1966年9月30日，陆定一被送北京卫戍区监护。
    10月10日晚，陈伯达指示专案组对陆定一要带上铐子、连续审讯。12月16日，陈伯达又亲笔下令对陆：“一、降低生活标准(不超12元)，沙发、软床、写字台等等，一概拆掉。二、要他(和她)写逐日活动，先从去年10月起到今年被捕为止。三、考虑交红卫兵审判。(此事内部掌握)”陈伯达先后11次对专案组发出指示，多次嘱咐专案组：“让陆定一写材料，从材料中看出破绽，再给他提问题，再叫他写。……一般不给他吃安眠药，……他不工作，吃什么安眠药!”
    1968年5月23日，经陈伯达等人批准“逮捕送监”。
    陆定一被诬陷以后，中共中央宣传部13名副部长都遭到诬陷。有的致残、致死，难以瞑目!
    1990年10月31日，年已85岁高龄的陆定一同志在北京医院接见笔者。他头脑清晰，声音琅琅，对于往事记忆的特别清楚。他的错案被纠正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职务。
    陆定一说，我在看守所和监狱里关了13年，直到1978年12月2日，粉碎“四人帮”以后两年，才从秦城监狱出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陆定一说，从1967年12月9日起，他开始被揪出来示众，先后在中宣部、文化部和一些院校遭到八九十次的批斗。从几十人、几百人，到几千几万人，最大的一次，是在清华大学召开的号称30万人的批斗大会，每次都低头弯腰举手下跪，受到拳打脚踢……
    他在给中央的一封信里，对几天挨批斗的情况，曾这样写道：“参加中宣部群众大会(三万余人)三次，每次站五六小时……参加工人体育馆的群众大会一次，又立正，又低头，汗出如雨，浸透棉衣，腰部瘫痪，无人两边架就不能行走。”
    为抗议强加给他的“莫须有”罪名，抗议专案组的刑讯逼供，从1966年12月到1967年1月的两个月时间，他曾经三次绝食。一次严刑拷打后，60多岁的老人，双手被戴上越收越紧的手铐，全身颤抖地瘫倒在洋灰地上!
    在漫长的13年的监禁生活里，他被罚过筛煤、拣煤核的劳役。在呼啸怒吼的寒风中，老人在笼罩着煤灰与雪花齐飞的雪雾里，变成了雪人。
    在监牢里，老人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多次自我鼓励，要坚强地活下去。他想，哪怕天崩地裂，只要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就有希望，我陆定一也有希望!
    面对死神，陆定一在狱中学会“哈哈大笑”……他用“哈哈大笑”，嘲笑那伙吃人的魔鬼，他用“哈哈大笑”，奇迹般治愈了积闷腹中的硬块……
    陆定一夫人严慰冰也惨遭折磨。这位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
    林彪在一份严案的报告上恶狠狠地批示：“我要把严慰冰杀十次!”
    严慰冰在秦城监狱关押13年。她的大儿子陆德，在监狱关了六年，她的三个妹妹，分别在秦城监狱关了六年、八年、九年。而她70岁的老母亲，则被折磨死在南京第一监狱。
    1978年12月1日，严慰冰走出监狱，重见天日。监狱长特地为她题写了四个字：“坚强不屈!”
    如此“窃听器”
    中央候补书记、中办主任杨尚昆同志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为积累毛泽东的历史资料，用录音机记录主席的谈话。
    据毛泽东机要秘书高智1985年5月在《妇女生活》杂志撰文回忆，毛泽东召集开会或与有关负责同志谈话，身边没有记录的人。会议上发言插话者多，有的首长即席讲过的话，时间久了记不准，不好明确责任。六十年代初，就有人提议可以装个录音机，走到哪里都带上，把讲话录下来整理资料，经叶子龙同意，便采用了这种先进设备。
    有一次，毛泽东见面前摆着麦克风，好奇地问：这是什么东西?秘书说：先进设备，录音用的，给首长讲话录音整理材料。
    毛泽东说：我叫按的时候按，我不叫按的时候不要按。
    使用录音，本是件正常的工作，但到1965年11月，这件小事却被夸大，诬陷杨尚昆“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在毛主席身边搞特务活动，泄露大量党的机密，并且说他“同罗瑞卿等人关系极不正常”，撤了他中央办公厅主任的职务。
    根本不存在的所谓“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是文化大革命中制造的第一批大冤案之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正式下达通知，宣布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同志彻底平反，他们分别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
    围剿“三家村”
    在揭批“彭罗陆杨”的同一时间内，发起了对“三家村”的围攻，并说：“彭罗陆杨”是“三家村”的黑后台。
    在政治气候乌云密布、硝烟弥漫的日子里，1965年5月16日，张春桥控制的上海《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文章诬蔑邓拓、吴晗、廖沫沙“合伙开了黑店”，说什么“不管是什么‘大师’是‘权威’是三家村或四家店，不管多么有名，是受什么人的指使，受到什么人的支持，受到什么人的吹捧，全都揭露出来，批判他们，踏倒他们。”
    全国报刊奉命转载全文，从而开始了对《三家村札记》及其作者的大规模围剿，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所谓“三家村反党集团”的千古奇冤!
    什么是“三家村”呢?
    所谓“三家村”，是指当时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的一个“三家村札记”专栏。它同北京晚报刊登的《燕山夜话》杂文专栏一样，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
    “三家村”的三家，指的是当时主管文教工作的北京市委书记邓拓，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北京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三个人。他们三人是北京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干部，也是全国文化战线、理论战线著名的作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