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两个同样危险的极端——
    拒理智于门外和引入不存在的东西
    ——帕斯卡尔
    如果说巴巴拉·麦克林托克的故事说明了科学也难免有错，但同时也是科学事业兴旺的见证。最后她被证明为正确的一事说明了科学的力量终究克服了它本身的近视；它提醒我们，科学的局限性并不总是增强科学本身的。它们特有的方法论迫使科学家们不断地遭遇到即使以最完美的理论也不能自圆其说的种种现象。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特定阶段，偏见严重地妨碍着科学和自然沟通。但有些渠道依然敞开；通过这些渠道，自然找到了再表现本身的方法。
    麦克林托克对生物学贡献的故事还有较难理解的另一方面：在个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究竟是什么使科学家有远见卓识而最后发表了那么丰富的论著的呢？是什么使麦克林托克对遗传学的奥秘比她的同事们了解得更透彻更深入呢？
    麦克林托克的回答很简单。她一再告诫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有时间去看、有耐性去“听材料对你说话”，敞开大门“让材料进来”，但最主要的是一个人必须对生物有特别的感情——“情有独钟”。
    他必须了解“生物如何生长；了解它的各部分；了解它什么时候会出毛病。（一个生物）不是一块塑料，在生长过程中，它不断地受环境的影响，不断地显示特征或受到伤残。你得意识到这一切……你得对植物了若指掌，如果发生了变化……你（能）一看植物立即知道伤害……擦伤、咬伤或风刮伤的由来”。你得对每一棵植物有一种钟情。
    “没有两棵植物是完全相同的，它们全然不同。重要的是你必须知道这些不同所在”，她解释说，“我从苗期就着眼观察一直不离开它。如果我不是自始至终地观察植物，我就不认为我真正知道了它们的历史。因此我对田里的每一棵植物都了解。我熟悉它们，我把了解它们当作最大的乐趣。”
    麦克林托克多年来悉心进行研究，使她有可能非常熟悉生物。这是她卓越的理解力颖悟的前提。“我曾研究了那么多的玉米植物，以致当我一看到那东西我就能立即对（它们）作出解释。”从文字和图形两方面，她“对生物的钟情”都扩展了她的想象力。与此同时，那种独钟之情支持了麦克林托克终身作单枪匹马的努力，由于那钟情，甚至她从事的职业对于她都是丰富多彩的，更不用说她得到人们亲切的安慰了。
    没有科学家方面深厚的感情上的投资，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科学。正是这感情上的投资为持续的紧张、经常的劳累提供了推动力。爱因斯但写道，“…牛顿和开普勒急切地渴望了解这个世界所揭示的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道理，这就是他们能够长期孤独地去解决天体结构机理的原因吗？”而麦克林托克对生物的钟情不仅是渴望去掌握“世界所揭示的道理”，她渴望着从本质上通过推理站在远处去看这个世界。
    对麦克林托克来说，推理——至少按照这个同的惯例含义——是不足以说明生命形态的千变万化及其奥秘的。生物有其本身的生活和秩序，科学家们仅能了解一部分。我们不可能发明一种能具有和生物的巨大能力相类似的模式，这种能力使生物能作出种种适当的处理，以保证让自身能生存下去。相反地，“凡是你能想象得出的任何事情，你都能够发现。”与大自然的精巧相比较，我们的科学知识就相形见绌了。
    对麦克林托克来说，发现转座首先是找到了探索复杂的遗传结构的线索——将细胞质膜和DNA合并到一个单一的机构中的精妙指示器中去。正是这综合的机构（和谐得象管弦乐曲一样）使生物能够在许多方面以令人惊诧不已的方式应付本身不管是怎样的需要。这种令人惊诧的能力给予麦克林托克以巨大的喜悦。例如，她回忆起二次大战刚结束时对果蝇辐射效应的研究，“结果，经过恒量辐射能处理的果蝇比标准情况下的果蝇更为健壮。是这样，它们更加乱蹦乱跳，这是和早先设想的情况绝对相反的。我认为这是非常可笑的，我高兴极了。用DDT作实验，结果也相同。人们曾以为喷洒DDT可能立即杀死这些昆虫，但昆虫正开始对你加诸于它们的做法而蔑视你呢。”
    我们之所以惊诧是由于我们倾向于低估有生命生物的韧性。植物的适应能力特别不被理解。“动物能到处走动，但植物不得不待在原地用精巧的机制做同样的事。……植物是非常特别的。例如，你捏一下植物的叶子，就会引起电脉冲。你不可能碰了植物而不引起电脉冲……。毫无疑问，植物具有各种感受性。它们对周围环境作出大量反应。它们几乎能够作出你能想象到的所有事情。但由于它们固定在那里，任何在路上散步的人都把它们当做是一块看得到的塑料场地，（就好象）它们并不真活着似的”。
    一个细心的观察者会知道得更多。在任何时候，对任何植物，只要观察者有足够的耐性和兴趣，就能看到乍一看所忽视的无数生命的迹象。“夏天，当你在路上散步时，你会看到郁金香叶，如天气炎热，叶子自行转过去背向太阳。你可以看到什么地方太阳照射到了，什么地方没照射到……。（事实上）在叶子生长着的有限的地域内，它们大幅度地转动着。”这些生物“大大地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首先正是学术上的需要和兴趣，才使得我们的能力不断增长。一个有明确目的的观察者所具备的才能，是一个漫不经心的旁观者永远想不到的。多年来，麦克林托克心中滋长着一种特殊的、和谐的理解能力，这提高了她的识别能力。直到最后，她所研究的目标客体凭其本身而成为主体。它们要求她关心它们，我们大部分人只有在人与人的关系中才经历过这种情况。对麦克林托克来说，“生物”一词是一种名词——它不光是一种植物或动物。（“生物的每一组成就象是每一其他部分的生物一样”）——而是一种有生命形式的名字、一种反客为主的名字。她毫不夸张地补充说：“每次在草地上散步时，我感到很抱歉，因为我知道小草正冲着我尖叫。”
    这也许略带诗意，但麦克林托克可不是一个诗人。她是一个科学家。那标志着她对有生命形式的根本秩序有坚定不移的信心。她使用了科学装置获得了秩序的入门。她使她的洞察力进入了共同的科学语言——即使是在这样做时需要改变那种语言也罢。现在，分子生物学家在DNA的结构和性质方面揭示了规则和令人惊诧之处。但那并不表明要打破（生命形式）的秩序，而只是表明面对大自然实际状况的千姿百态，我们的模式不相适应罢了。细胞，还有生物有它们自己的结构，这一切并非随机的。
    总之，麦克林托克同其他自然科学家们所共同信奉的是：自然是有规律的，献身于这项工作就是阐明那些规律。此外，她还意识到：推理和实验虽然被称为是进行这一探索的主要方法，但却是不够的。在这里，再引用一次爱因斯坦的话：“……只有直觉，以和谐的理解力为依据，才能得出（这些规律）；……日常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打算和计划，而是直接来自内心。”
    对自然深切的敬畏，对已知的进行综合的能力——这些反映了与纯理性事业的形象，不同的科学的形象。然而这两种形象在整个历史中是共存的。我们熟悉神秘主义的形式（信奉经验的统一、自然的完整、自然规律的根本奥秘等）都在科学发现的进程中起了必要的作用。爱因斯坦管它叫作“对宇宙的虔诚”。而创造性洞察力的经验反过来又支持了这些信奉，并培育了科学方法有其局限性的这样一种意识和正确评价由其他途径得到知识的方法。麦克林托克对这些思想兼收并蓄，并无例外。但例外的是她表达的率直——她以其所掌握的、以其所说的。以其和我们已习惯的科学思想背道而驰的态度而自豪。在她的心目中，我们称之为科学的方法的本身不能给予我们以“真正的理解”。“科学方法为我们提供的关系是有用和正确的；在技术上是惊人的；然而它们还不是真理。”而且它决不是获得知识唯一的途径。
    麦克林托克坚定不移的信念是：除了科学上所采纳的常规方法之外，还有其他正确的方法可以认识。她从毕生的经验中得出：科学告诉我们的绝无仅有。她宁愿丢下一个玉米单颗籽粒的模式也不能弃置这些方法于不顾。或许正是由于麦克林托克坚守她本身的经验原则，才使她在异乎寻常的信念方面比大多数其他科学家更为开诚布公。相应地，她向其他人公开她非正统的观点，不管她是否同意他们。例如，她回忆说，在四十年代末，一位来自华盛顿卡乃基学院的物理学家迪克·罗伯茨在冷泉港作了一次题为超感官感觉的演讲。虽然当时她在城外，但当她听到她同事们抱有敌意的反应时，她被激怒了。“如果他们对这课题同我一样无知，他们就没有理由抱怨。”
    多年来，她对西方人所不习惯的学习方法保持着兴趣。她曾特别努力学习西藏佛教徒的知识：“他们的训练方法和结果使我吃惊，致使我相信我们是在用我们称之为科学的方法来束缚自己。”
    有两种西藏的专门知识使她特别感兴趣。一种是“奔跑喇嘛”的奔跑。据记载这些人连续奔跑数小时而毫无倦意。在她看来这种情形正同她幼时秘密练习作不费力的浮动一样。
    一些西藏人养成的调节体温的能力也同样给她留下了印象：“我们是科学家，我们对如何控制我们的体温根本一无所知。（可是）西藏人却学会了只穿一件小棉袈裟而活下去。在那里不管寒冬酷暑他们都外出，当他们要通过这一学业时，他们得进行某种测验。其中的一项是拿一条湿毯子盖在身上，在最冷的天气里用体温烘干它，他们居然把它烘干了。”
    他们是怎样能够干这些事情的呢？他们要获得这类“知识”需要干些什么呢？麦克林托克开始考虑周围的一些现象：“催眠也有一种很异乎寻常的潜能。”她开始相信不仅人的体温、而且人的循环以及许多一般认为是自发的人体生理活动过程，能在意志的影响之下进行。她相信催眠实验所表明的、被西藏人所实践的精神控制的潜能是一些能够学到的东西。“你能掌握它，它是能传授的。”她开始自学。远在“生物反馈”这个词发明之前，麦克林托克就实验用各种方法控制她自己的体温和血液流动，直到她取得某种感觉时为止。
    但是这些兴趣是一般人所不接受的。“当时我不能告诉别人，因为那是违反科学方法的……。在我们的医学生理学中，这一类的知识恰恰是我们所不碰的，（而它）与我们称之为唯一方法的知识全然不同。”我们贴上科学知识标签的是“一大堆不能相信的东西，你得到的是一大堆相互关系，但你却得不到真理……事物要比科学方法允许我们想象的不可思议得多。”
    我们自己的方法能告诉我们一些事情，但不能告诉我们另一些事情——例如，麦克林托克说，它不能告诉“那种使我有可能用未知的方法作出创造的事情。为什么你会知道？为什么你如此肯定的某些事情而你却不能告人？你不以自负的方式予以肯定……你以我称之为完全固有的方式予以肯定……你要做的是将方法纳入它们的框框。无论何处进入你的框框以后，你得将它纳入它们的框框。这样，在你了解之后，你得用所谓“科学方法”将它纳入它们的框框。哦，（问题在于）你是怎样了解它的？我认为西藏人懂得这个“你是怎样了解它的”。
    麦克林托克不是唯一指望以东方纠正西方科学局限性的科学家。她所评论的她自己和她研究的现象之间的关系，特别使人想起许多物理学家从发现原子物理学所汲取的教训。例如，欧文·施勒丁盖尔写道：“…我们的科学——希腊科学——是基于客观上的……但是我相信，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现在的思想方法需要修正，或许要从东方思想中输一些血。”“量子力学之父”尼尔斯·波耳在这个问题上甚至更为率直。他写道：“为了得出一个类似于原子理论的教训，……当我们试图在生存的大戏剧里，把我们既是观众又是演员的地位协调一下，（一定要转向）那种思想家，如佛陀和老子，曾经遇到过的认识论的问题。罗伯特·奥本海默持有相似的观点：“关于人的认识总的意见……那已由原子物理学的发现所说明。在性质上它们并非全部不熟悉的，并非全部闻所未闻的，或者是新的。”他又写道，“即使在我们的文化中，他们也有历史的地位。在佛教和印度教思想里更处于值得重视和中心的位置”。确实，在过去十年里，由于大量的通俗报道的问世，现代物理学和东方思想间的一致之处看来已很平常了。但在生物学家中间，这些兴趣并不普遍。麦克林托克正确地认为他们和她自己都有点古怪。在这方面和其他方面一样，她以与众不同而感到自豪。她以被人称为一个“神秘者”而感到骄傲。
    首先，作为一个科学家，她为她有能力在她的工作中能吸收这些另外的方法而自豪。对她来说，正是这种自豪使科学的生命如此的深感满意——有时甚至是入迷。“什么是入迷？我不知道，但我喜欢它，我就入了迷。非常入迷。”
    莫名其妙地，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她常对独特的事物具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情”。“说到底，每样事物都是一体的。你不能在事物间划一条界线。我们（通常）所做的只是将它们细分罢了。但那并不是现实的情况。我们的教育制度充满了人为的划分，不应让其长此存在。我认为诗人可能——虽然我不读诗——对此有些了解。”对艺术家和科学家两者来说，最终的说明工作是：人们应对看到的东西“赋予灵魂”，认为那属于它们生命所有。人们是通过鉴定来学习的。
    关于这方面已写得很多了。但菲利斯·格里纳克，一位终生献身于艺术创造原动力研究的精神分析学家，他的评论特别接近于我们在此涉及的问题的关键。在克里纳克看来，巨大的才能或天才之花的必要条件是：在幼儿中发展她称之为“对世界的强烈爱好。”虽然克里纳克相信一种特殊范围和强度的神经反应可能是潜在的艺术家与生俱来的，她也认为在适当的环境下，这种特殊的敏感推进了一种同自然的早期关系。那好象实际上可能替代了较为老一套对孩子个人的亲密关系。自然的形式和对象提供了克里纳克称之为“集体挑选”，把孩子拉到“集体的强烈爱好”中去。
    克里纳克的观察原是打算描述年轻的艺术家的童年。而这些观察可能恰恰描述了麦克林托克的青少年时代。据她自己说，甚至当她还是一个小女孩时，在她的个人关系中，她也没有感到需要任何人有感情上的亲密。自然世界为她提供了克里纳克艺术家的“集体挑选”，这成了她智力和感情上活力的主要中心。通过自然教课书，麦克林托克获得了其他人从个人的亲密交往中所得到的某种了解和满足。总之，她“对生物的钟情”是她创造力的主要源泉。这既推动了她，又因她进行深入联系而推动了所有的生物形式——关于细胞、关于生物体、关于生态系。
    麦克林托克的信念是：她并不认为事物是完整的，科学给予我们的至多只是自然的片段，而较经常的则是几小片自然。正象掷硬币，只能看到其中的一面一样。按照麦克林托克的观点，过分局限于依赖科学方法论，总是会把我们引入困境，我们把环境可怕地糟蹋了，我们还自以为是对的，因为我们在利用科学的技术。之后技术就会变成工艺。而工艺正在一耳光将我们打回头，因为我们统盘思考到得出结论。我们作出了我们无权作出的假定。从全部事物实际上如何运行这一点出发，我们就会懂得它的部分是如何运行的……我们甚至不调查，甚至不看看其余的部分是如何进行的。所有这些另外的事物都正在发生之中，但我们却视而不见。
    她引述了洛夫运河的悲剧作为一个例子，阿迪朗达克湖的酸化作为另一个例子。“我们没有通盘思考到得出结论……如果你乘火车去纽黑文……而风向东南，你会发现纽约的烟雾正吹向纽黑文……我们就是没有通盘思考到得出结论，而只是想把它推出去……工艺是好的，但是科学家们和工程师只是部分地思考问题。他们解决了某些方面，但并没有全盘解决，结果是，问题用一个响亮的耳光把我们打回头。
    巴巴拉·麦克林托克属于科学家中罕见的那种类型。根据现代生物学实验室现状和趋向的短期观点来看，她的实验室属于可能被淘汰的那一类。最近，在哈佛大学生物系作了公开演讲后，麦克林托克非正式地会见了一群研究生和博士后生。他们遵从她的告诫“化时间去看”，但他们也遇到了困难。他们哪里有时间去看去想呢？他们争辩说分子生物学的新工艺学是自我推进的，它并没有为他们留下时间，总是有下一次实验、下一项顺序要做。流行的研究步子看来已排除了这样一种沉思姿态。麦克林托克对他们表示同情，但是她在谈话中提醒他们，“隐藏着的复杂性”继续在貌似最简单的体系中潜伏着。她本人是走运的，她以落后的工艺研究一种缓慢生长的生物。即使在旧时玉米也不得人心，因为你永远不可能在一年之中收获两次以上。但是过了一阵子，她发现象玉米这样生长缓慢的植物，一年二熟也太快了。如果她真要分析所看到的一切，一熟就够她全力去处理的了。
    当然，总是有一些生物学家能够证明是这种“对生物的钟情”使麦克林托克能如此多产——无论在科学方面还是在个人方面——但是他们中间的一些人要这样做的困难似乎以指数幂增长。一位麦克林托克同时代的人说，麦克林托克自己也进行过这样的研究，“如果你真正想懂得肿瘤，你就得成为一个肿瘤，”她甚至说，“在科学中到处在谈论着成功者、专利权、压力、钱、缺钱、剧烈的竞争、命运，事物是这样的相同，我不复知道我究竟可以被列为一个现代科学家还是一种濒临灭绝的野生动物。”
    麦克林托克具有较为长远的眼光。她自信自然是站在象她本人那样的科学家一边的。证据是，她所指出的生物学革命现已发生。按照她的观点，传统的科学未能阐明的不仅是你“怎样”知道、还有你知道了“什么”。看来麦克林托克已进一步证实了有必要以她自己的，以及其他人的发现来扩展我们的科学概念。生物学的“分子”革命是由经典物理学为代表的科学的胜利。现在看来必须采取下一步是由自然科学家来探讨的再结合——这种探讨不是把诱导性的问题强加于自然，而是耐心地研究千变万化的生物。遗传的不稳定性和复杂性的发现，迫使我们承认细胞作用完美的一体化——而那种一体化是“我们的旧式思想所难以置信的”正象麦克林托克所看到的那样，我们正处在一场大革命之中，这场革命“将重新组织我们看待事物的方法，我们进行研究的方法”。她进一步说：“我不能等待了。因为我认为它将是不可思议的，全然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对事物的相互关系将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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