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1]
    孔有德的军队一触击溃，被吴三桂赶着跑了几十里，死了近万人，才算成功逃走。
    原本孔有德的战术，是围城打援，围着莱州，援军来一个打一个。
    但这批援军实在太狠，别说打援，城都别围了，立马就撤。
    莱州成功解围，但吴三桂的使命并未结束，他接下来的目标，是登州。
    被彻底打怕的孔有德退回登州，在那里，他纠集了耿仲明、李九成、毛承禄的所有军力，共计三万余人固守城池，他坚信，必定能够守住。
    其实朱大典也这么想，倒不是孔有德那三万人太多，而是因为登州城太厚。
    登州，是明代重要的军事基地，往宁远、锦州送粮食，大都由此地起航，所以防御极其坚固。
    更要命的是，后来孙元化来了，这位兄弟是搞大炮的，所以他修城墙的时候，是按炮弹破坏力来算。
    换句话说，平常的城墙，也就能抗凿子凿，而登州的城墙，是能扛大炮的，抗击打能力很强。
    更麻烦的是，孙巡抚是搞理科的，比较较真，把城墙修得贼厚且不说，还充分利用了地形，把登州城扩建到海边，还专门开了个门，即使在城内支持不住，只要打开此门，就能立刻乘船溜号，万无一失。
    所以朱大典很担心，凭借目前手中的兵力，如果要硬攻，没准一年半载还打不下来。
    按朱大典的想法，这是一场持久战，所以他筹集了三个月的粮食，准备在登州城过年。
    到了登州，就后悔了，不用三个月，三天就行。
    孔有德到底还是文化低，对于登州城的技术含量，完全无知。听说明军到来，跟耿仲明一商量，认为如果龟缩城内，太过认怂，索性出城迎战，以示顽抗到底之决心。
    这个决心，只维持了一天。
    率军出城作战的，是跟孔有德共同叛乱的李九成，他威风凛凛地列队出城，摆好阵势，随即，就被干掉了。
    明军出战的，依然是关宁铁骑，来去如风，管你什么阵势不阵势，就怕你没出来，出来就好办，骑兵反复冲锋，见人就打，叛军四散奔逃，鉴于李九成站在队伍最前面（最威风），所以最快被干掉，没跑掉的全数被歼。
    [1662]
    此时城里的叛军，还有上万人，但孔有德明显对手下缺乏信心，晚上找耿仲明，毛承禄谈话，经过短时间磋商，决定跑路。
    说跑就跑，三个人带着部分手下、家属、沿路抢劫成果，连夜坐船，从海边跑了。
    按孔有德的想法，跑他个冷不防，这里这帮傻人不知道，还能顶会，为自己争取跑路时间。
    然而意外发生了，他过高估计了自己手下的道德水准，毕竟谁都不傻，孔有德刚跑，消息就传了出去，而类似孔有德这类黑社会团伙，只要打掉领头的，剩下的人用扫把都能干掉。
    于是还没等城外明军动手，城里就先乱了，登州城门洞开，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跳海的跳海，朱大典随即率军进城，收复登州。
    事情算是结了，但孔有德这帮人在山东乱搞了半年，不抓回来修理修理太不像话，所以将领们纷纷提议，要率军追击孔有德。
    但朱大典没有同意。
    不同意出兵，是因为不需要出兵。
    逃到海上的孔有德很得意，虽说登州丢了，但半年来东西也没少抢，地主当不成，还能当财主。
    得意到半路，遇上个人，消停了。
    他遇上的这个人，名叫黄龙。
    孔有德跟黄龙算是老熟人，因为黄龙曾经当过皮岛总兵，还管过孔有德。
    孔有德怕的人比较少，而黄龙就属于少数派之一，孔有德之所以投孙元化，就是因为黄龙太厉害，在他手下太难混。
    在最不想见人的地方，最不想见人的时候，遇上了最不想见的人，孔有德很伤心。
    老领导黄龙见到了老部下孔有德，倒也没客气，上去就打，孔先生当即被打懵，部下伤亡过半，连他的亲人都没幸免（他抢劫是带家属的），纷纷堕海而亡。
    但最不幸的还不是他，而是毛承禄。
    这位仁兄先是老爹（毛文龙）被杀，朝廷给了个官，也不好好干，被孔有德拉下水搞叛乱，落到这般地步，而关键时刻，孔有德不负众望，毅然抛弃了这位老上级的公子，把他丢给了黄龙。
    而孔有德和耿仲明不愧干过海盗，虽说打海战差点，但逃命还凑合，拼死杀出血路，保住了性命。
    毛承禄就不行了，被抓住后送到了京城，被人千刀万剐。
    黄龙的战役基本上彻底摧毁了叛军，孔有德和耿仲明逃上岸的时候，已经是光杆司令了。山东叛乱就此结束。
    这次叛乱历时半年，破坏很大，而最关键的是，叛乱造成了两个极为重要的结果——足以影响历史的结果。
    [1663]
    第一个是坏结果：鉴于生意赔得太大，既没钱，也没人了，回本都回不了。孔有德、耿仲明经过短时间思想斗争，决定去当汉奸，投靠皇太极。
    其实这两个人投降，倒也没什么，关键在于他们曾在孙元化手下混过，对火炮技术比较了解，且由于一贯打劫，却在海上被人给劫了，很是气愤，不顾知识产权，无私地把技术转让给了皇太极。从此火炮部队成为了后金的固定组成部分，虽说孔有德、耿仲明文化不高，学得不地道，造出来的大炮准头也差点，但好歹是弄出来了。
    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辛苦折腾半年，弄回来的本钱，连同家属，都被明军赶进海里喂鱼，亏了老本，所以全心全意给后金打工，向明朝复仇。
    一年后，他们找到了复仇的机会。
    除锦州、宁远外，明朝在关外的重要据点，大都是海岛，这些海岛有重兵驻守，时不时出来打个游击，是后金的心腹大患，其中实力最强的守岛人，叫做尚可喜。
    之前我说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是山东老乡，且全都是挖矿的，现在孔有德决定改行挖人，劝降尚可喜。
    一边是国家利益，民族大义，一边是老乡、老同事，尚可喜毫不为难地做出了抉择——当汉奸。
    当英雄很累，当汉奸很轻松。
    第二个是好结果，经过这件事，崇祯清楚地认识到，关内的军队，是很废的，关外的军队，是很强的，所以有什么麻烦事，可以找关外军队解决（比如打农民军）。
    偶然的偶然
    山东的叛乱是个麻烦事，但要看跟谁比，要跟西北比，就不算个事。
    据说朱元璋当年建都的时候，曾经找人算过一卦，大致内容跟现在做生意的差不多，比如这笔生意能做多少年，有什么忌讳等等。
    据说那位算卦的半仙想了很久，说了八个字：
    始于东南，终于西北。
    朱元璋建都南京，就是东南，按照这句话的指示，最后收拾他的人，是从西北过来的。
    这句话看起来很玄，实际上倒未必。这位半仙懂不懂算卦我不知道，但他肯定是懂历史的，自古以来，中原政权完蛋，自己把自己折腾死的除外，大多数外来的什么匈奴、蒙古，都在西北一带。
    [1664]
    但就崇祯而言，肯定是不信的。因为对明朝威胁最大的，是后金。而后金的位置是东北，就算是被灭了，也是始于东南，终于东北。
    但事实告诉我们，算卦这种事，有时是很准的。
    西北很早就有人闹事了，但原先并不大，最多就是几十个人，抢个商铺，拿几把菜刀，闹完后上山当匪，杀掉的最高官员，也就是个知县，如果混得好，没准将来还能招安，当正规军。
    到崇祯元年，事情闹大了。
    整个陕西、甘肃一带，民变四起，杀掉知县，只能算起步了。个别地方还干掉了巡抚，而且杀完抢完且不散伙，经常到处流窜，到哪抢哪。
    这种团伙，史书上称之为流贼。
    流贼的特点是，四处跑，抢完就走，打一枪换个地方。组织性不强。昨天抢完，今天就走，可以，昨天被抢，今天加入抢别人，也可以。成员流动性很大，但都有固定领导团队。
    当时的西北，类似这种团队有很多，优秀的团队管理者也很多。但久而久之，问题出现了，由于成员流动性太大，且没有固定办公场所，团伙成员文化又低，天天跟着混，时间长了，很难分清谁是谁。
    为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团队首领们想出了一个绝招——取外号。
    所以在崇祯元年，陕西巡抚呈交皇帝的报告上，有如下称呼：
    飞天虎、飞山虎、混天王、王和尚、黑杀神、大红狼、小红狼、一丈青、上天龙、过天星。
    全是外号。
    取这样的外号，是很符合实际需要的。毕竟团队成员文化比较低，你要取个左将军、右都督之类的称号，他也不知道是啥意思，而且这种外号，大都是神魔鬼怪，叫起来相当威风。
    至于这上面提到的诸位神魔到底是谁，别问我，我也不知道。
    鉴于该行当风险很大，且从业者很多，要是运气不好，刚入行，把外号取好就被干掉，也很正常。而且许多外号由于过于响亮，使用率很高，经常是几个人共用一个外号，要搞清楚谁是谁，实在很难。
    无论叫什么，姓甚名谁，其实都无所谓，你只需要知道，当时的西北，已经不可收拾。
    按一般史书的说法，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明朝末年，朝廷腐败，经济萧条，贪官污吏，苛捐杂税数不胜数，民不聊生，于是铤而走险。
    这种说法，就是传说中的套话，虽说不是废话，也差不多。
    因为事实并非如此。
    [1665]
    很多人并不知道，明朝末年的民间经济并没有萧条，比如东南沿海，经济实在太好，开生意做买卖，相当红火，大家齐心协力，正在搞资本主义萌芽，萧什么条？
    赋税也没多少，以往两百多年，官田的赋税，只有百分之十，民间地主的赋税，最多也就收百分之二十。后来开征三饷也才到百分之四十。当然，个把地主恶霸除外。
    西北之所以涌出这么多英雄好汉，只是因为崇祯运气不好，遇到了一件东西。
    中庸有云：国之将兴，必有祯祥，国之将亡，必有妖孽。
    其实遇到妖孽，倒也没什么，毕竟还有实体，实在不行，找人灭了它。
    崇祯遇上的，叫做灾荒。
    翻开史书，你会不禁感叹，崇祯同志的运气实在太差：
    崇祯元年，陕西旱灾。崇祯二年，陕西旱灾，崇祯三年，陕西旱灾，崇祯四年，陕西旱灾…………
    灾荒之后，没有粮食吃，就是饥荒。
    没有粮食吃，就吃人。
    对受灾的人而言，吃人，并非童话。
    据说当时西北各地的小孩，是不能四处乱跑的，如果没看住，跑了出去，基本就算没了。
    注意，不是失踪，是没了。
    失踪的意思，是被拐卖了，没了的意思，是被吃了。
    据说，当时还有人肉市场，具体干什么买卖，看名字就知道。
    说这么多，只是想说，这并不是童话，也不是神话，而是真话。
    既然有灾荒，朝廷为什么不赈灾呢？
    答案很简单，没钱。
    此前有个经济学家对我说，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是没钱。
    我表示同意，财政赤字太多，挣得没有花的多，最后垮台。
    但他看了看我，说：我说的没钱，不是没有收入，是没钱。
    有什么区别吗？
    然后，他讲了一个小时，再然后，我翻了一个月的经济学，明白了区别。
    我很想从头到尾，把我明白的事情告诉你们。但如果这样做，我会很累，你们也会很累，所以我决定，用几句话，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明朝灭亡，并非是简单的政治问题，事实上，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案例。
    所谓没钱，是没有白银。
    明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到崇祯接班的时候，商品经济已经十分发达，而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的标志，就是货币。
    明朝的货币，是白银。
    [1666]
    简单地说，没钱的意思，就是没有白银，没有白银，无论你有多少经济计划，有多少财政报表，都是胡扯淡。
    举个例子，陕西受灾，朝廷估算，要赈灾，必须一百万两白银，但是就算你把皇帝的圣旨拿到陕西，也换不来一两银子，因为没有白银，所以无法赈灾。
    好了，下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白银。
    先纠正一下，不是没有白银，而是白银不够。
    为什么白银不够？
    这是个很复杂的经济学问题，我不太想讲，估计人也不太想听。但不讲似乎也不行，简单说两句。
    用大家都能明白的话说，就是白银有限，朝廷用掉了一两白银，未必能挣回来一两，加上我国人民，素来以勤俭节约闻名，许多人拿到真金白银，不喜欢花，要么存在家里，要么溶掉，做几个香炉、人像之类的，还能美化环境，所以市场的白银越来越少。
    更重要的是，明朝的商品经济实在太过发达，经济越发达，需要的白银就越多，可是白银就那么多，所以到最后，白银就不够用了。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上有一个通称——通货紧缩。
    我知道，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用纸币？
    很好，如果你提出这个问题，说明你很聪明。
    但我要告诉你，在你之前的六百多年，有人问过这个问题。这个人的名字，叫朱元璋。
    六百多年前，他就想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开始发行纸币。
    在经济学中，有这样一句谚语：棍棒打不垮经济理论。
    这句话的通俗意思是，无论你多牛，都要照规矩来。
    朱元璋就是牛人，也要按规矩来。虽然他发行了纸币，一千、一万都印过，可惜的是，几百年来，大家还是认白银，就不认纸币，再牛都没用。
    这个问题到此为止，多余的话就不说了，你只要知道，崇祯同志是想赈灾的，之所以赈灾不成，是因为没有钱，之所以没有钱，是因为没有白银，之所以没有白银……
    当然，之所以西北先闹起来，除去天灾、银祸外，还有点地方特色。
    西北一带，向来比较缺水，比较穷困，比较没人理，外加地方官比较扯淡，所以这个地方的人，过得比较苦。
    生活艰苦，饭都没处吃，自然没条件读书。
    没条件读书，自然考不上功名，考不上功名，自然没官做。
    没官做，也得找事做。
    而西北一带人，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当兵——
    各位朋友:
    周末休息，下周一恢复更新.
    祝大家周末愉快!
    当年明月
    2008年12月5日
    [1667]
    生活艰苦，民风自然彪悍，当兵是最合适的工作。
    除了当兵之外，还有一份更为合适的工作——驿站。
    驿站虽说比较小，但好歹是官办的，也算是吃皇粮的，而且各省都有拨款，搞点潜规则，多少能捞点油水，养活自己，是不成问题的。
    据统计，光是甘肃陕西，就有几万人指着驿站过日子。
    崇祯二年（1629），驿站没了。
    之前我说过，被裁掉了，裁掉它的，是一个叫做刘懋的好人。
    崇祯同志的运气实在太差，灾荒、钱慌、又夺了人家的饭碗，如果不闹，就不正常了。
    他不是故意的。
    所有的一切，都是偶然。偶然的灾荒，偶然裁掉驿站，偶然的地点。
    如果其中任意一个偶然没有发生，也许就不会有最后的灭亡。
    可惜，全都偶然了。
    我曾经百思不得其解，因此我认定，在这些偶然的背后，隐藏着一个必然，一个真正的，决定性的原因。
    就是这个原因，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我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这个最终的原因，四个字——气数已尽。
    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大致都是有期限的。一个人能红两年，很可能是偶然的，能红十年，就是有道行的，能红二十年，那是刘德华。
    公司也一样，能开两年，很正常，能开二十年，不太正常，能开两百年的，自己去数。
    封建王朝跟公司差不多，只开个几年就卷铺盖的，也不少。最多也不过三百年，明朝开了二百多年，够意思了。
    抚战
    当然，崇祯是不会这样想的，无论如何，他都要撑下去，否则将来到地下，没脸见开铺的朱元璋。
    所以他派出了杨鹤。
    杨鹤，湖广武陵人（湖南常德），时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经朝廷一致推荐，杨鹤被任命为兵部侍郎，三边总督，接替之前总督武之望的职务。
    工作交接十分简单。应该说，基本不用交接，因为杨鹤到任的时候，武之望已经死了。
    不是他杀，是自杀。
    武总督是个很有责任感的人，鉴于西北民变太多，估计回去也没什么好果子吃，索性自杀。
    而杨鹤之所以接替这个职务，是因为一次偶然的谈话。
    杨鹤是一个进步比较慢的人，在朝廷里混三十多年，才当上佥都御史，混成这样，全靠他那张嘴。
    [1668]
    皇帝喜欢魏忠贤，他骂魏忠贤；皇帝讨厌熊廷弼，他为熊廷弼辩护。想什么说什么，几起几落，该怎么来还怎么来。
    崇祯元年，他被重新委任为御史，当时民变四起，大家都在商议对策。
    有一次，几个人聚到一起，聊天。聊的就是这个，杨鹤就在其中。
    杨鹤是都察院的，这事跟他本无关系，他之所以掺和进来，还是两个字——嘴欠。
    反正是吹牛，不用动真格的，就瞎聊。这个说要打，那么说要杀，如此热闹，杨鹤终于忍不住了，他说，不能打，也不能杀。
    然后他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元气说。
    在他看来，造反的人，说到底，也还是老百姓。如果杀人太多，就是损伤元气，国家现在比较困难，应该培养元气，不能乱杀。
    几句话，就把大家彻底说懵了，对于他的观点，大家有着相同的评价——胡说八道。
    不杀人，怎么平乱？
    这是一个不为绝大多数人接受的理论，不要紧，有一个人接受就行。
    不久之后，崇祯知道了这个理论，十分高兴，召见了杨鹤。
    好事一件接着一件。很快吏部主动提出，鉴于杨鹤同志的理论很有使用价值，正好前任三边总督武之望死了，正式提名杨鹤同志升任该职务。
    杨鹤不想去。原因很简单，本来就是吹吹牛的，压根不会打仗，去了干啥？被人打？
    但是牛都吹了，外加吏部支持，皇帝支持，如此重任在肩，咬咬牙就去了。
    可是杨同志不知道，吏部之所以支持他，是因为讨厌。皇帝之所以支持他，是因为省事。
    和杨鹤不同，吏部的同志们都是见过世面的。知道平乱是要砍人的，砍人是要死人的，死人是要流血的。杨鹤这套把戏，也只能忽悠人，为达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的效果，让后来的无数白痴书呆子明白，乱讲话要倒霉，才着力推荐他去。
    死在那边最好，就算不死，也能脱层人皮
    相比而言，崇祯的用心是比较善良的。他之所以喜欢杨鹤，是因为杨鹤提出了很好的理论——省钱的理论。
    不花钱，不杀人，不用军饷，不用调兵，就能平息叛乱，太省了。
    就算是忽悠人的，最多把杨鹤拉回来砍了，很省成本，如此生意，不做白不做。
    [1669]
    就这样，一脑袋浆糊的杨鹤去陕西上任，至少在当时，他的自我感觉很好。
    杨鹤理论之中，最核心的一条，叫做和气。
    用他自己的话说，杀人是伤和气的。所以能救活一个，就是一个，毕竟参加民变的，原先就是民，
    这个理论，一年前，应该是对的
    杨鹤同志到任后，就发现不对了。
    有一次，农民军进攻县城，被击退，抓住了几个俘虏，由杨鹤审问。
    但还没问，杨鹤就发现一件极为诡异的事——他似乎见过这几个人
    确实见过，阅兵的时候见过。
    没错，这几个人曾经站在阅兵的队伍里，曾经是他的部下。
    强，弱，之间
    农民军的战斗力很强吗？
    对于这个疑问，最好的答案，应该是个反问——农民军的战斗力怎么会强呢？
    在中国历史上，造反这类活，从来都是被动式。闲着没事干，但凡有口饭吃，是不会有人造反的，成本高，门槛也高。
    但遗憾的是，造反这份工作，除了成本、门槛高外，技术含量还高。
    要知道，明朝参加这项活动的，主要是农民。农民的基本工作，是种地，基本工具，是锄头。
    而阻止他们参与这项活动的，是明军士兵。士兵的基本工作，是杀人，基本工具，是刀剑。
    所以在明末大多数情况下，几百个农民军跟几百个明军对战，是不太可能发生的。据史料记载，大部分情况，是几万农民军，战胜了几百明军，或是几百农民军，搞定十几个看衙门的捕快。
    而更大多数情况，是几千明军追着几万、甚至十几万农民军跑。
    没办法，毕竟打仗是个技术活。圣贤曾经说过，把武器交给没有受过训练的民众，让他们去打仗，就是让他们送死。
    没有训练，没有武器，没有兵法，没有指挥，就没有胜利。
    但杨鹤先生惊奇地发现，他面对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
    西北的民军里，除了业余造反的以外，还有很多专业造反的人士——明军，而且数量很多。
    他们精通战术，作战狡猾，懂得明军的弱点，非常难以对付，且数量是越来越多，民变越来越大。
    出现此类情况，归根结底，原因就两个字——没钱。
    之前我说过，朝廷没有钱。没有钱的结果，除了没钱赈灾外，还没钱发军饷。
    [1670]
    据统计，当时全国的部队，大致有上百万人，而能够按时领军饷的，只有辽东军区的十余万人。
    而且就连辽东军，也不能保证按时发工资，拖几个月，也是经常的事。袁崇焕同志就曾经处理过相关事务。
    辽东是前线，尚且如此，其他地方就别提了。西北一带，既然不是前线，自然没钱。有的人几年都没拿到工资，穷得叮当响，据说连武器都卖了，只求换顿饭吃。
    没钱赈灾，老百姓吃苦，也没辙，没钱发饷，当兵的吃苦，就有辙了。
    兜里没钱，手里有刀，怎么办？
    凉拌，抢！
    情况就是如此，官兵越来越少，民军越来越多，局势越来越撑不住。
    杨鹤面对的形势大致如此，大家都明白，就他不明白，等他明白了，跑也跑不掉了。
    如果换个会打仗的，能用兵的，多少还能撑几天，但杨鹤同志的主要特长，是招抚理论，这就比较麻烦了。据说当时朝廷里，有些人开玩笑，说杨鹤如果能撑一年，就倒着爬出去。
    就当时的情况看，这位仁兄爬出去的可能性，大致是零。杨鹤同志的下岗日期，指日可待。
    一年后，杨鹤向崇祯呈交了名单，在这份名单上，有这样十几个名字：
    神一魁、王左桂、王嘉胤、红狼、小红狼、点灯子、过天星、独头虎……（以下略去xx字）
    以上人等，全部归降。
    这些人是干嘛地，看名字就能猜到，但这些人什么分量，估计你就不知道了。
    在当时的起义军中，最能打的，就是神一魁。此人具体情况不详，但应该受过军事训练，作战十分强悍，属于带头大哥级人物。
    王左桂、王嘉胤，如果你不知道，那不怪你。对这二位兄弟，只提几句话就够了：当时，在王左桂的手下，有个小头目，叫做李自成。王嘉胤营门口站岗的，叫做张献忠。
    至于后面那几位，就不说了，说了也没人知道，你只要明白，他们都是当时一等一的牛人，随便一个摆出来，都能搅得天翻地覆。
    都投降了。
    除这些人之外，当时陕西、甘肃境内几乎所有的农民军，都投降了。
    他们投降的对象，就是那个一脑袋浆糊，啥也不懂，不会打仗的杨鹤。
    奇迹就这样发生了，发生在所有人的眼前。
    杨鹤不懂兵法，不熟军事，但他有一样别人没有的武器——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