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巴把我们这群学院中文系的14男10女像扔垃圾一样丢在宽敞的操场上，我望着有点熟稔但更多的是陌生的母校，心里很不是味道。刚想狠狠地骂上一声，那个国骂词语我又生吞活剥入肚。怎么说，我也是一实习老师了，必须讲究自己的形象，得帮自己立立牌坊，免得被来接我们的校友王校长听到了。“秀才，搬东西了。”室友排骨叫我。这次实习，我们寝室7个人有五个在我这伤心的地方实习，除了排骨，还有唐僧、土匪、疯子。
    眼前的行李堆积如山，也杂乱不堪。因为要给新生腾寝室，我们是被学校在开学一个星期后就赶了出来，所以我们的所有家当都带来了，完全是当年红军从瑞金撤退的再现。
    我们男生还好办，三下两下就搬完了。尔后，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淋漓尽致地得到发扬，某些暗恋女生的男生关键时刻的表现，让我们的雷锋叔叔都会翘起大拇指，并感慨后继有人。那些家伙豁出命般帮女生搬东西，楼上楼下的疯跑，上气不接下气，依旧屁颠屁颠的。
    那些女生也是的，好像这个县城没生活用品卖一样，什么都随身携带来了。排骨在搬班花李莉的东西时，不小心把袋里的物什掉了出来。后面的疯子捡起来一看，TMD,全是女生每月度假的必需品。疯子对前面的排骨说：“你的重要物品掉了。”排骨可能是累了，这时候已经把袋子扛在肩膀上了，头斜偏着，不好看是什么，就说：“你把东西放在袋子上得了。”疯子就把那东西放了上去。不偏不倚，那一大包的一部分紧靠着排骨的头。
    走进女生的寝室，排骨放下来，那包东西重重的掉在地上。旁边的女生看到了，先是一愣，后是斯文扫地的大笑。排骨变成了猪肝，他的脸。后来，我们都不时说排骨鸿运当头。就凭你头顶那玩意，从哲学上来讲，否极泰来，你去买彩票，不中，岂不是没天理。
    我们五个“色鬼”住在一间房子里，之所以如此，我们是有预谋的。实习生活肯定枯燥，我们五个是铁杆牌友，聚在一起好搞活动。
    住宿条件是艰苦的，我们都是打地铺。我们把棕垫和席子铺好，就是一张张床了。这让疯子很不习惯，我们当中就他是城里人。那一夜，疯子烙了无数张烧饼，先是数绵羊，再就是数绵羊毛。羊毛数光了，他也没睡安心。
    那夜，没睡好的还有我。不过，睡不了，我在校园里逛了很久。慢慢腾腾地在操场上转悠，那一刻，我想了很多。有许多的记忆平时你可能已经模糊不清，但身临其境就如泄洪的水一样全涌了出来。母校，我该怎么来形容此刻的心情。这个地方有过我年轻的梦想、有过我青春年少的懵懂、有过我自以为是的耻辱。对面那垛墙上的爬山虎在渐起的秋意里还很葳蕤，但那藤蔓下稀疏的身影如今下落何方了呢？对面的教室已经装饰一新，那墙壁上写下的只有自己能懂的字母也被粉刷新了吧。夜凉如水，我的思绪万千，我在寻觅过去的时光，过去的时光没有留下太多的印痕，除了伤痛、坎坷以及渐行渐远的某些人。
    那年，我以全乡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考上了县一中。用我们乡下人的话来说，进了这所省重点中学，等于一只脚已经踏进了大学，另一只脚只要稍稍一收就结了。年仅16岁的我当时也很是幸福了一阵，眼前洋溢的都是将来的美好。
    其实，我的要求也不是很高。从小，我就没有别人那样远大的理想。记得上小学写《我的理想》这篇不知写了多少代的作文时，我写道，我唯一的理想就是不当农民，要吃国家粮，成为公家的人。这样想，也不是看到了吃国家粮的具体好处。我只在每年屁股都晒黑的双抢时，听母亲说，崽啊，你要好好读书，当农民太苦了。读书有出息了，吃上国家粮，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在屋里吹风扇。连眼角都渗汗的我听了，很是神往。从稻丛中直起身，抬起头，头上的阳光像小针一样扎在皮肤上，隐隐生痛。
    那时候，我还想象不出比乡政府更好的地方。于是，我的目光伸向乡政府所在地的方向。这个时候，乡干部躺在凉床上，吹着风扇，那不啻于神仙。我望了很久，我想了很久。“我要好好学习，争取六月天里能在屋里吹风扇。”于是，我发愤读书。每看到自己的成绩上升一点，我就打心眼里欣慰。我感觉自己离吃国家粮越来越近了。
    母亲是个优秀的农家妇女，勤劳而贤惠，上得厨房，下得田头。母亲在生产队是一等一的劳力，挣的是十分工，全队就三个。直到现在最让我佩服的是，母亲有着良好的计划，并且她的计划永远赶得上变化。母亲似乎早就知道我能上重点高中，那年过年，她硬是没有把家里那条已经喂了一年的200来斤的猪杀掉，说要给我留着作学费。过年时，父亲买了一腿猪肉。对于农家来说，一腿肉是远远不够的。要煎油，要陪客。年过得清淡，弟弟颇有怨言，大吵大叫，母亲还赏了他一计耳光。不管怎样，在开学时，不要凑学费，那是件怎么说都开心的事。开学期间，谁家没小孩上学呢，向谁借去。
    九月的阳光很灿烂，我的前途也很灿烂。我在许多艳羡的目光里和父亲进城了。我只提着几本认为用得上的书，所有的东西父亲用扁担挑，一头是被子和衣服，一头是木箱子。木箱子是母亲从娘家带过来的为数不多的几件嫁妆之一。后来，我上大学用的也是这个木箱子，包括我现在实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