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仿佛是一夜之间，衡岳市的大街小巷突然冒出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卡拉ok歌房。 压抑了半个世纪的中国人，在一天工作之后，吃完饭，呼朋引伴，买几打啤酒，借酒高歌，淋漓尽致释放歌喉，也不管五音不全，也不管要钱要命的典故，有趁着酒兴，抒怀心情，也有借着酒兴，成就好事，不一而足。
    就好像手机一样，本来大砖头的9字头模拟机，别在腰间，抓在手上，气派非凡，假如坐在公交车上，手机一响，必定引来无数羡慕目光，于是装作不在乎的神态，解下手机，大声大气地吼着通话，全车人屏声静气，直至通话结束，再也不会有人私语。倘若有人问道：“大哥，大哥大这东西好啊，多少钱一个？”此人必定作无可奈何状，回话说：“贵着哪，一万多。”
    一万多的模拟机一夜之间就销声匿迹，跟着出来小巧如掌中宝的数字机，也不再捏在手里了，在腰间皮带上挂一皮盒，啪嗒一声掀开盖子，掏出来放进去，优雅大方。钱越赚越多，手机做得越来越小，家里的饭吃得越来越少，外面唱歌越来越多。
    不管是政府接待，还是私人聚会，饭后去ktv消遣已经成为了一道风景。
    付真在“唱响”ktv定了一包厢，我们坐在醉意朦胧的付真车上，居然一点也不害怕。
    到了门口，服务员认得付真，带着我们拐过几条窄窄的过道，进到一间十分宽大的包房里，刚坐下，ktv的经理就乐颠颠地跑进来，点头哈腰地与我们打招呼。
    付真靠在沙发上吐着粗气，大手一挥说：“老规矩，三支红酒，两箱啤酒，一打雪碧。果盘你看着办。”
    经理吩咐服务员快去办理，看我们满屋子美女，欲言又止。
    付真看经理的样子，就很严肃认真地说：“不要，不要。没眼色啊？一屋子的美女在了。”
    经理就退出去，在门边回过头说：“付科长，有什么吩咐就找我啊。”
    付真生气地说：“那么啰嗦！有事会找你。”
    服务员流水般送进来酒水果盘，打开了点歌台，调好了麦克风，谦卑地弓腰出去。我看着一茶几的酒，胃里翻上来一股浓浓的酒味，想吐。
    喝酒醉能吐的人，再醉也不会伤身，如果酒下肚吐不出来，那就是冷酒伤肝，热酒伤胃。喝到胃出血的人大把，都是吐不了的人。
    我属于酒后能吐的主，所以我不怕喝酒。
    我扫视一眼房间，有个小小的洗手间，就推门进去，伏在洗手盆里，伸出手指直捣喉咙根，一阵恶心，胃里的酒和饭菜随即呕出来，一股怪味转瞬间就弥漫了整个小间。我赶紧打开水龙头冲水，再次伸手捣了几下，直到胃里空空如也，才轻松地捧水漱口。
    收拾好自己，我拉开门，付真已经把红酒倒进了一个大肚玻璃杯，正在往里面灌雪碧。中国人喝红酒喜欢掺雪碧，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喝法，口感虽好，却透着浓浓的土气。就好像我们吃西餐不用刀叉而用筷子，或者牛排不用烤而喜欢炖一样。
    姨和白灵挨在一起选歌，黄微微一个人坐在长沙发的角落，眼睛盯着电视机屏幕看。我知道她其实没看，她裸露的小腿因为冷气的缘故，居然微微泛起了一层细小的疙瘩。枚竹帮着付真在开雪碧罐，倒好了酒，她将空罐子扔进垃圾桶，拿起一只麦克风叫大家喝酒。
    这回没有人拒绝了，都拿起面前的杯子，付真带头喊：“开心快乐。”
    一阵闹腾，姨点的歌出来了，她清清嗓音，对着麦克风用指头轻敲了几下，挂在墙上的音箱发出沉闷的噗噗声，她点的是一首《真的好想你》，哀哀怨怨的唱完，大家鼓掌赞扬，白灵一把搂着还沉浸在音乐中的姨说：“想你老公了吧？”
    姨摇头，眼里一丝淡淡的哀伤一闪而过。
    “要我说啊，真的叫你家曾景明转业回家算了。现在日子多好过，转业在政府工作也好，自己做生意也好，不管做什么，都比在部队强。”白灵喋喋不休的还要继续说，被付真打断了她的话。
    他说：“你懂个屁呀！曾营长在部队里干比在地方强多了，部队纯洁，思想都很正直，没有地方这么多歪歪道道。伶俐姐应该可以随军嘛。”
    姨摇头说：“我才不随军呢。部队对家属虽然好，可毕竟跟地方是两回事。我去能做什么？没工作就只能天天呆在家里看电视，那样还不如杀了我。”她拿起小玻璃杯对我说：“来，郁风，我们两个喝一个。”
    陪着姨喝完一杯，白灵也要跟我喝，接下来就是枚竹，随后黄微微在她们的齐声要求下，也跟我喝了一杯。跟我喝完，她们又把矛头指向了付真，付真来者不拒，豪气干云，一连干了几杯后，轮到了白灵唱了。
    白灵唱了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唱完后赖着老公付真喝酒，夫妻两个在沙发上滚做一团打闹，你挠我一下，我抓你一把，嘻嘻哈哈哈的，视如无人。
    枚竹唱了首《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她唱的时候眼睛老往我这边瞟，我装作没看见，挨着姨闹着喝酒。
    女人们喝酒只要开了头，就很难刹车。潜伏在她们心底的酒瘾一旦被勾引起来，她们能喝倒一大批自以为是的男人。
    枚竹唱完后静静地坐过来，我们靠得很近，我似乎闻到她发间淡淡的香味。三支红酒已经喝了两支，付真就搬出啤酒来，倒得满茶几都是。
    姨请黄微微点歌，她推辞了一番，还是起身去了，点了一首《祝你平安》，平平淡淡的唱完，说自己要先回去，怕老妈在家担心。
    付真是坚决不同意，说才开始唱，不能扫大家的兴。如果黄微微先走了，我们还唱个鸟毛，人家是客人，又是市委领导。她说了一大通理由，把黄微微说得一愣一愣开不得口，只好放下包来，继续唱歌喝酒。
    付真喝了两支啤酒后终于支撑不住了，歪歪咧咧地走到里间是一个小屋，扑倒在沙发上就睡着了，不一刻就发出了如雷鸣般的鼾声。白灵拿着麦克风放在他嘴边，整个房间里立时响起噪杂的鼾声。大家就笑，付真却一点也不知道了。
    剩下来四个美女和我，唱了几首歌后，感觉没意思了，白灵就提议猜骰子喝酒，谁输谁喝，公平合理。
    先是白灵跟我猜，三番五次下来，输的都是我，连接喝了几大杯后，我的肚子胀得难受，去了一趟厕所回来，我说不能再喝了，再喝会死人。
    姨就在一边起哄，说跟白灵猜了，跟大家都要猜，两个选择，输了的要么喝酒，要么跳舞。白灵鼓掌同意，枚竹和黄微微迟疑了一下，眼看着我每回都在输，心里的侥幸就浮上来，居然同意了姨的提议。
    我感觉自己是醉了，先前的白酒虽然被我呕吐得一干二净，但酒的绵恒不是吐了就没事。加上刚才灌进去的啤酒，三种酒混在一起，人醉的快，醉的更厉害。
    我举着骰子说：“先说好啊，不喝酒可以跳舞，不跳舞还有个办法，不许赖皮啊，谁赖皮，谁是小狗。”我做了个小狗爬的手势，惹得她们都怔怔地看着我。
    黄微微小声地问：“还有什么办法？”
    我坏笑着说：“酒也不喝的，舞也不跳的，干脆就脱衣。”
    我的话音未落，立即四双粉拳朝我招呼过来。白灵骂道：“死郁风，你想得真美啊，两个黄花大闺女，还有你阿姨，你也敢叫你姨脱？”
    姨笑着说：“我不怕啊，我是他阿姨，是他长辈。我怕什么？你敢脱我就敢脱。”
    “你们两个敢吗？”白灵指着枚竹和黄微微问，口气挑衅地对我说：“郁风啊，你在乡下学坏啦！都说乡下人淳朴，你看郁风，多好的一个青年，才在乡下呆三年，就变得什么都敢想，什么都敢说啦。”
    我笑嘻嘻地说：“我就是个提议呀。犯的着群起而攻之啊。”我故意揉着胳膊说：“你看，骨折了。”
    “骨折叫你阿姨帮你治，我可管不着。”白灵白了我一眼说：“还不开始？”    枚竹和黄微微都推着不肯上，姨就捋了一把胳膊，豪爽地要跟我来猜，这时候轮到我不敢上了，姨如果输了，是让她喝酒，还是叫姨跳舞？难道我还敢叫姨脱衣服？
    姨却不管不顾地嚷：“郁风，你来。我不怕。”
    猜了一轮，我输了，姨得意的看着我喝，第二轮她输了，她端起酒杯说：“你这个做外甥的，今天姨给你一个机会，喝了。”
    没办法，只好又喝了一杯。
    白灵就起哄说这样不公平，凭什么我可以帮姨喝而不能帮其他人喝。我这个外甥是假的，没个血缘关系的外甥，就是个道义上的东西。
    姨一听这话，满脸不高兴了，骂道：“白灵你给我积点口德，再胡说老娘撕烂你的臭嘴。”两个女人嘻嘻哈哈滚做一团打闹，也不顾衣服被掀开了，露出无限春光来。
    笑了一阵，白灵说：“郁风，我送你一支歌啊。”
    跟着就扭着腰肢唱《路边的野花你不要采》，她边唱边扭，身上曲线玲珑，波澜起伏。
    她是我生命中的第一个女人，我听着她伤感的歌声，心里涌上来一股酸楚。假如没有付真，假如我当年不负气从广州回来，也许，今夜是我叫她老婆而不是付真。
    付真的父亲是衡岳市政府的一名干部，母亲一直做生意，赚了不少的钱。他母亲在做生意的时候认识了白灵，一心要收她做儿媳，花了不少的心思。于是出现了白灵带我上北京卖古董的事，那个古董，其实是付真的妈花几十块从一个乡下亲戚家买来的。
    亲戚家在挖山的时候挖了一个古墓，就找到几样器皿。也不敢声张，就叫了付真的妈去看了，付真的妈也不认识古董，想着埋在地下那么多年的东西了，应该值几个钱，又怕吃亏，只好又叫了白灵去看，白灵一眼就知道这是个值钱的东西，故意说是破铜烂铁，不值钱。最多愿意花几十块钱买回去做个纪念品。亲戚想，反正是地底下的东西，陪着死人的，晦气，不吉利。当时就表示随便给点就可以了，结果付真的妈就花了不到一百块拿了回来。
    看看快到十二点了，黄微微无论如何都要回去了，白灵就去叫付真，喊了半天没半点反应，只好抱歉地表示我们先走，她在这里等付真酒醒了再回去。
    出了ktv大门，我叫了一辆的士送黄微微回家，她坐在车里对我说：“郁风，有空来我家坐坐吧，老太太想你。”
    我点头表示同意，又叫了一辆车送枚竹和姨，姨说干脆三个人坐一辆车走，先送枚竹回店里，然后再送她。
    等到把她们全部送走，我想起家里的薛冰，心里一阵狂跳，催着司机快点朝家里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