蜜蜂的刺，一用即丧失了它自己的生命；犬儒（2）的刺，一用则苟延了他自己的生命。
    他们就是如此不同。
    约翰穆勒（3）说：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
    而他竟不知道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
    要上战场，莫如做军医；要革命，莫如走后方；要杀人，莫如做刽子手。既英雄，又稳当。
    与名流学者谈，对于他之所讲，当装作偶有不懂之处。太不懂被看轻，太懂了被厌恶。偶有不懂之处，彼此最为合宜。
    世间大抵只知道指挥刀所以指挥武士，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挥文人。
    又是演讲录，又是演讲录。
    （4）但可惜都没有讲明他何以和先前大两样了；也没有讲明他演讲时，自己是否真相信自己的话。
    阔的聪明人种种譬如昨日死。
    （5）不阔的傻子种种实在昨日死。
    曾经阔气的要复古，正在阔气的要保持现状，未曾阔气的要革新。
    大抵如是。大抵！
    他们之所谓复古，是回到他们所记得的若干年前，并非虞夏商周。
    女人的天性中有母性，有女儿性；无妻性。
    妻性是逼成的，只是母性和女儿性的混合。
    防被欺。
    自称盗贼的无须防，得其反倒是好人；自称正人君子的必须防，得其反则是盗贼。
    楼下一个男人病得要死，那间壁的一家唱着留声机；对面是弄孩子。楼上有两人狂笑；还有打牌声。河中的船上有女人哭着她死去的母亲。
    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我只觉得他们吵闹。
    每一个破衣服人走过，叭儿狗就叫起来，其实并非都是狗主人的意旨或使嗾。
    叭儿狗往往比它的主人更严厉。
    恐怕有一天总要不准穿破布衫，否则便是共产党。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而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
    人感到寂寞时，会创作；一感到干净时，即无创作，他已经一无所爱。
    创作总根于爱。
    杨朱无书。
    创作虽说抒写自己的心，但总愿意有人看。
    创作是有社会性的。
    但有时只要有一个人看便满足：好友，爱人。
    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
    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
    要自杀的人，也会怕大海的汪洋，怕夏天死尸的易烂。
    但遇到澄静的清池，凉爽的秋夜，他往往也自杀了。
    凡为当局所“诛”者皆有“罪”。
    刘邦除秦苛暴，“与父老约，法三章耳。”
    而后来仍有族诛，仍禁挟书，还是秦法。
    （6）法三章者，话一句耳。
    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九月二十四日——
    （1）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十七日《语丝》周刊第四卷第一期。
    （2）犬儒原指古希腊昔匿克学派（Cynicism）的哲学家。他们过着禁欲的简陋的生活，被人讥诮为穷犬，所以又称犬儒学派。这些人主张独善其身，以为人应该绝对自由，否定一切伦理道德，以冷嘲热讽的态度看待一切。作者在一九二八年三月八日致章廷谦信中说：“犬儒＝Cynic，它那‘刺’便是‘冷嘲’。”
    （3）约翰穆勒（J．S．Mill，1806—1873）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
    （4）这里所说的“演讲录”，指当时不断编印出售的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戴季陶等人的演讲集。作者在写本文后第二天（九月二十五日）致台静农信中说：“现在是大卖戴季陶讲演录了，（蒋介石的也行了一时）。”他们当时在各地发表的演讲，内容和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前的演讲很不相同：政变以前，他们不得不口是心非地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改变以后，他们便显露出真实面目，竭力鼓吹反苏、反共、压迫工农。
    （5）“阔的聪明人种种譬如昨日死”也是指蒋介石、汪精卫等反革命派。“如昨日死”是引用曾国藩的话：“从前种种如昨日死，从后种种如今日生。”一九二七年八月十八日广州《民国日报》就蒋（介石）汪（精卫）合流反共所发表的一篇社论中，也引用曾国藩的这句话，其中说：“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今后所应负之责任益大且难，这真要我们真诚的不妥协的非投机的同志不念既往而真正联合。”
    （6）“与父老约，法三章耳”语见《史记·高祖本纪》：“汉元年（前206）十月，沛公（刘邦）兵遂先诸侯至霸上。……遂西入咸阳……还军霸上。召诸县父老豪杰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入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与父老约，法三章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又《汉书·刑法志》载：“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相国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