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如此的文体和如此的篇幅，来谈这位“千古文章之祖”及这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完全是一种亵渎；但在一组谈论西汉史事的随笔中，如果闭口不谈司马迁和《史记》，那简直就是犯罪。权衡轻重，铢铢较量，笔者还是勉为其难，冒冒被方家哂笑的危险。
    《史记·太史公自序》劈头就把自己的家世上溯到颛顼、唐虞、夏商之际。对上古史本人素乏研究，司马迁所说是否可靠因此无从置喙，但透过这一组典重的叙述，可以见出司马迁那种以远承上古文明传薪烛后为己任、自觉任重千钧前程漫漫的旷世情怀和高远风范。
    正是这种旷世情怀和高远风范，才使他毅然站出来为人辩护以致获咎于身。当时李陵率不满5000之卒，垂饵虎口，横挑强胡，对十余万敌，转战千里，斩获过当，终因道穷矢绝，投降匈奴。消息传来，武帝震怒，群臣随而诋毁。而司马迁以为国士出生入死，不顾一己生计，群臣却在后方全躯保妻护子，一旦前方将领有事，便蜂起而攻，暴露人短，真至可痛。他怀着这种悲愤的心情挺身为李陵辩护，获罪下狱。
    在狱中的肉体苦痛已不堪言，而精神上的摧折又远远过于肉体，它将司马迁原先的人生信仰打得粉碎。凭司马迁在国内长途旅行的丰富经验和对历史的充分了解，他原来本也知道世间充满着罪恶和不公，但他总相信与其相比道德和正义更具力量，明亮温暖的阳光会使一切妖魔鬼怪消踪匿迹、无所遁形；他原来本也知道物质财富对于人的重要性，像颜回那样的大贤也一箪食一瓢饮贫病早死，但他更相信精神上的充实远重于物质的富有；他原来本也知道官场上的人物朝三暮四、不足依恃，但他更相信肝胆相照的朋友在有难时会赴汤蹈火、一以当之。等到他自己入狱，才发现原来的想法大错特错，任何真理和道德勇气在狱吏的横暴面前都毫无意义，甚至堕落为笑料。而物质财富远比原来想像的重要，因为汉律例有以货赎罪法，大探险家张骞也曾下狱，后来用钱赎为自由身，而自己家中虽不能说一贫如洗，也是清素寒酸，根本付不出规定的区区财物。官场人物虽不足恃，但是原本来往的朋友也一个个做了缩头乌龟，生怕获祸，躲避尚恐不及，根本没有人出来仗义执言，排患释难。人生至此，夫复何言！
    这场牢狱生涯是以宫刑结束的。这是一个人的受辱之极，刚强不折的人此时很可能选择自杀，以死向命运抗争。更多的人则会麻醉自己，沉潜不语，默默品味着苦难，享受苟活的余生。也有一些人则明确宣布以前的理想为虚妄，与恶势力同流合污，加入整人治人的行列。几种结果都很顺理成章，即使最后一种选择也情有可原。但是司马迁毕竟是司马迁，他以无比坚强的意志和大无畏的勇气，选择了一条超迈绝俗、彻底体现人类尊严的道路：继续写作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叙述人类在生存发展过程中的种种苦难，同时张扬为真、善、美而活，为自由和正义而活的光辉理想。这需要何等的胸襟，需要何等的勇气，为一切怯懦者如我辈凡人所难以想像。
    太史公司马迁依然望向历史，不过，他的眼光已更为深邃沉痛，他的胸襟已更为宽大弘远，他的情感已更为抑郁奋烈。他打通了世上庙堂与牢狱的界限，他也学会了用更物质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他同时更加推崇特立独行、惟义是依的精神与气质。所以他的《史记》违背了古圣人制定的某些神圣不可侵犯的道德准则，而以独特的面目行之于世。如他单传苏秦、张仪，洋洋一万多字，篇幅大得异乎寻常，甚至不惜夸大事实，对能凭三寸不烂之舌坐谈封土、立取富贵的书生明确予以赞赏。同时他又将首阳山上怀思故国、抗议暴力、不食周粟而死的伯夷、叔齐立为列传之首，敬仰清士之情溢于言表。他曾专辟《货殖列传》，津津有味地叙述当时一些大企业家的发家事迹，同时明白地批评说：那些浅陋小儒，既“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直言“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但他同时又辟《游侠列传》，歌颂那些“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且“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侠士，推崇他们能不随世俗浮沉，敢为世所共弃之人开一生路。两种根本互相矛盾的观点如此水乳交融地体现在一个人身上，正说明了司马迁作为一个伟大思想家的难以企及之处。
    从中国文化史的角度来看，司马迁和《史记》竟然是那样地难以替代。如果说春秋战国时期，中华文明与世界上其他两个文明即印度和古希腊文明一样发生了可称为“轴心期”的历史性突破，自由的气氛促开了百花的怒放，那么，随之而来的秦汉帝国则为自由泛滥的水流作了严整的规范。没有这种严整的规范，中华文明很可能已如清澈的雪水消失于干涸的沙漠。但如果没有逸出规范以外的司马迁和《史记》，中华文明将必定没有内在的活力而暮气沉沉、死水一潭。一个健全的社会永远需要这种内在的张力。